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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邪恶的西部叛乱（第2页）

一听说是李将军的公文到了，汉密尔顿立即拿起来仔细阅读，他看上去是个很杰出的人。华盛顿则较为矜持地与我谈论道路情况和路程问题。华盛顿显得低沉、冷漠、严峻，而汉密尔顿则表现得亲切、有礼貌、率直。汉密尔顿亲自准备了公文的回复函，并鼓励我快速、忠诚地履行此次使命。与此同时，（他）从钱包里掏出了赏钱。[30]

后来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脉时，钱伯斯又遇到了汉密尔顿，后者以“一个父亲的亲密与仁慈”带他亲历了一次行军。[31]

汉密尔顿喜欢军营的男子汉气概。他先为自己搭起一个很棒的帐篷，然后四处大步巡视，和士兵们交流独立战争时期的故事。汉密尔顿向来不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人，但他坚持纪律，决不宽恕违规失检的行为。他常常在天黑之后在营中巡视，突然出现在值班的岗哨面前。有一次，汉密尔顿发现一个出生于有钱人家的年轻哨兵懒洋洋地坐着，步枪斜靠在身上，于是责备了哨兵的懒散。当这个年轻人抱怨士兵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时，“汉密尔顿扛起枪，来回正步走，直到换班才下岗，”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后来写道，“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军营，从此再不需要重复这样的教训。”[32]汉密尔顿与这支非正规民兵队伍打交道的经历，坚定了他长期以来坚信中央政府需要常备军的信念。“在对西部叛乱分子的远征中，”他后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唯恐军中相当一部分人会突然想到掉头回家，而不是继续向前进。”[33]声势更为浩大的联邦军队却是共和党人所害怕的，麦迪逊向杰斐逊报告，费城现在的“时髦语言”是常备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巩固法律所必需的”。[34]

华盛顿决定，如果军队状态良好，他此行的终点就是卡莱尔。于是，10月末他返回了费城，留下汉密尔顿和李将军掌管这支比他自己在独立战争时期所领导的军队还要庞大的部队。士兵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泥泞的道路前行。尽管条件恶劣，汉密尔顿的身体反而康复了。他甚至在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中拿自己的英勇行为开起了玩笑。在一封标注着“费城以西300公里”的信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安杰莉卡，我现在身处如此遥远的地方，正在赶路前往西部，打击和征服那些邪恶的叛匪，但是我不会承诺在你脚下堆满战利品。浩浩****的军队已经让那些疯子的勇气冷却下来，现在唯一的问题似乎是如何最有效地预防返程的激动与忙乱。”[35]

华盛顿只不过让汉密尔顿执掌了军队的一翼，共和党报纸的想象力就已经开始肆意驰骋了。威士忌叛乱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妖魔化的汉密尔顿成了马背上的军人，军事行动背后就是专制统治。此时弗雷诺的报纸已经彻底败北，反汉密尔顿情绪的主要来源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在当时即将扬名于世的报纸《黎明报》（Aurora）担任编辑。正当汉密尔顿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泥泞不堪、车辙累累的路上行进时，贝奇却从他的统率中看到了阴谋：“有些人私下议论他不请自来，许多人甚至敏感地猜测到，他指挥部队仅仅是迈向更隐秘计划的第一步，不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促进一己私利。”[36]并未因此受到困扰的华盛顿把这篇冗文寄给汉密尔顿，后者回复：“我早就知道人云亦云的看法毫无价值。”[37]

远征军在暴动地区并未遇到公开抵抗。许多拖欠税款的酿酒商被围捕，其余的要不投降，要不逃进了山里。有时候，粗暴的酗酒士兵的行为比威士忌叛乱分子还要令人担忧，至少有两名无辜的平民死于民兵之手。华盛顿将这些士兵送交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审判，由此设立了重要的先例。

汉密尔顿为所到之处显露出的敌意与疏远感到惊骇，这更使他坚信必须把革命倾向彻底根除。他希望罪犯流离失所，甚至遭到驱逐——这是他宽容的移民观点中重大转变的开始。“不能草率处理这些问题，”他对鲁弗斯·金说，“宾夕法尼亚州政治腐败之严重远超出我的想象。”[38]通过选举上任的官员也参与叛乱的情况特别让他感到烦乱。

镇压威士忌叛乱的联邦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议。威廉·芬德利相信，汉密尔顿乐于见到这个炫耀政府力量的机会。他留下了一系列事件的记录，尽管是一面之词，从中也可窥见汉密尔顿审讯暴乱首要分子时的冷酷无情和审问手段。汉密尔顿对待那些他认为是领导者的人特别苛刻。有一次，他审问一个名叫梅杰·鲍尔斯（MajorPowers）的人关于艾伯特·加勒廷在叛乱集会中的角色。鲍尔斯的回答非常不配合，汉密尔顿建议他花一个小时恢复记忆力。芬德利说，鲍尔斯被扔回集体牢房时，有人用刺刀指着他的头。一个小时以后，汉密尔顿“突然展现出所有的恐怖手段，（他）告诉梅杰·鲍尔斯，自己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一个有着诚实本性的人却不愿说出真相。汉密尔顿表示，自己已经从别的地方知道鲍尔所掌握的事情”。[39]鲍尔斯被军事管制了8天之后无罪释放。

另一名由汉密尔顿亲自审讯的嫌疑犯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HenryBraridge）也遭遇了礼貌而严厉的对待。“他想对我彬彬有礼，但很快就觉得颇为尴尬，因为意识到我处于俘虏的困境并正在被监禁。”[40]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问布拉肯里奇是否策划推翻政府。在两天的审讯中，汉密尔顿记下了详细的笔录，然后释放了布拉肯里奇，宣布他是被人诬陷的。财政部长肯花费两天时间判定一个人无罪，这种行为起到了表率作用。但威廉·芬德利却只谈到汉密尔顿“施予”布拉肯里奇的种种“恐怖行为”。[41]布拉肯里奇本人认为，武力威胁能使联邦政府兵不血刃地平息威士忌暴动，这与汉密尔顿的预见完全一致。

芬德利讲述了自己落在汉密尔顿手上的审讯过程。汉密尔顿认为芬德利在报纸上发表了13篇反对他的匿名文章。芬德利说：“他高声指出，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曾说过中伤他的话，还写文章诬蔑他。”汉密尔顿非常愤怒，身为民选议员的芬德利和加勒廷，竟然教唆支持肇事者。“汉密尔顿对当地民众如此信任外国人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加勒廷和我都是外国人，本不足为信。”[42]令出生于爱尔兰的芬德利大惑不解的是，偏偏是汉密尔顿从所有人中跳出来反对他的移民背景：“我想，任何对汉密尔顿部长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他反对其他人的外国人身份而感到吃惊的。”[43]

舆论对于华盛顿在镇压威士忌叛乱中对于坚定与温和的平衡把握赞许有加。行动中死亡人数很少。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政府赢得了新的威望，并且展示了一个民主社会无须诉诸专制手段就能处理公众混乱状态的实力。与欧洲智慧的信条正相反，民主政治并不一定会退化成无法无天的混乱。汉密尔顿希望处罚一些作奸犯科者，杀一儆百，但亨利·李颁布了特赦令，除150名据称已承认“罪孽深重”的犯人以外，其余人都免予起诉。有两名造反者被指控叛国通敌罪并且罪名成立，然而华盛顿以其一贯的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汉密尔顿担心这种仁慈只会助长无法无天的气焰。

在后来的一次公开检讨会上，华盛顿谴责了紧随公民惹内到来而萌芽的民主共和党社团。总统的意见激怒了詹姆斯·麦迪逊，他评价说，这些言论也许是华盛顿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并进一步证明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傀儡。[44]麦迪逊愤怒地说：“他们的策略是把民主政治和对暴动的憎恶联系起来，把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和那些组织联系起来，并且把总统搁在另一个党派之首的位置，以对付两者。”[45]麦迪逊认为威士忌叛乱是建立常备军的序曲，而这将限制美国的自由精神。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认为这场起义再一次印证了汉密尔顿的权力野心及其对于华盛顿思想的魔鬼般的控制。杰斐逊向来讨厌“邪恶的”消费税，并且武断地称之为“汉密尔顿暴动”。[46]杰斐逊把华盛顿比作“躲在船舱里的船长”，年事已高，昏睡之间“已被一个无耻的领航员引入了敌人的港口”。[47]

汉密尔顿的朋友蒂莫西·皮克林后来评论说，消费税仍然是“威士忌爱好者特别讨厌的东西”，而杰斐逊废除该税的誓言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因此可以这么说，毫无疑问，是威士忌爱好者让杰斐逊先生当上了美国总统。”[48]

汉密尔顿知道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民众对他心怀怨恨，因此当11月末他离开匹兹堡时，他要求安排六名士兵骑马实行特殊护卫。经过近两个月的路途劳顿和日晒雨淋，他一路疾驰奔向费城，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艾丽萨——她正体验着十月怀胎的艰辛，并由于他不在身边而备感孤独。就连远在伦敦的安杰莉卡·丘奇都知悉了这紧急的情形。她写信给艾丽萨：“亲爱的，我知道，在他远行的这段时间里，你很不快乐。你是多么令我牵肠挂肚。”[49]11月24日，亨利·诺克斯对汉密尔顿讲述了艾丽萨为他的归来而做出的真挚祈祷：“看上去她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流产的危险，这让她非常紧张。”汉密尔顿一家的“医护天使”爱德华·史蒂文斯在此时出现，对艾丽萨进行了护理，并让她放心，她并没有危险。尽管如此，诺克斯告诉汉密尔顿，她“非常渴望你能在身边。为了让她安心，这封信在总统的要求下送达”。[50]

后来艾丽萨确实流产了，汉密尔顿为此深深自责。“我心爱的艾丽萨最近一直身体不好，”12月初他写信给安杰莉卡·丘奇时，没有直接提到这次流产，“感谢上帝，她现在恢复得不错，只是还有些虚弱。这都怪我由于远征而不在她的身边……你将看到，尽管你可能会鄙视我，我还是要对她做出补偿。”[51]自从玛丽亚·雷诺兹的丑闻曝光以后，汉密尔顿竭力呵护自己的家庭，但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无休止需求没有留给他自己必要的时间，如今，他的离家远征酿成苦果。

汉密尔顿相信，他要做的伟大工作已经完成。1794年12月1日是他返回费城的日子，他告诉华盛顿，他将于1月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有人怀疑，这样仓促的决定是否与艾丽萨的流产有关。艾丽萨对汉密尔顿的爱是无私的，但她不喜欢以政治为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也为丈夫所遭受的无休止的攻击而感到厌恶。看到丈夫所做的牺牲并未得到承认，她很痛苦。安杰莉卡·丘奇听说汉密尔顿要离职的传闻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信给艾丽萨：“这个国家将失去她最好的朋友，而你，我亲爱的艾丽萨，将是唯一一个需要或者乐于这种变化的人。我倾向于相信，是你的影响促使他想远离公共事务。”[52]丘奇知道汉密尔顿兴趣广泛，所以赞成汉密尔顿暂时远离政治稍作休整，她对艾丽萨说：“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和我们谈论政治。他那些轻松可爱的闲聊对我们都有好处。”[53]

对华盛顿而言，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是一个转折点；是他让汉密尔顿成为了新政府的原创者。后来，得到授权撰写华盛顿传记的约翰·马歇尔读到华盛顿的往来信件时，非常震惊于其中汉密尔顿来信“所占的比例”。[54]在批复汉密尔顿辞呈的信中，华盛顿写下了他前所未有的至高赞美：

你所展现出的每个方面都让我看到，我对你的才干、努力和正直的信任是恰如其分的。我能坦率地向你表达我的赞扬，因为我所说的一切皆有大量信息为据，而这些信息是不会欺骗我的，同时也令人心服口服地证明了你值得公众的尊重与爱戴。我最真挚地祝愿你幸福快乐，我的祝福将伴随你引退后的日子。[55]

这封信说明了为什么华盛顿往往不太重视杰斐逊派对汉密尔顿的诽谤中伤。无论是身为将军还是位居总统，华盛顿有无数机会观察汉密尔顿，并且他看到的都是能力、奉献和正直。作为给汉密尔顿的另一份礼物，华盛顿让他在财政部的副手小奥利弗·沃科特接任部长职务。

汉密尔顿渴望声名清白地离任，他迅速地将离职计划告知众议院发言人米伦伯格。他希望留给特别调查委员会一些时间来完成所有刨根问底的调查，以免有人会说三道四，怀疑他有什么隐藏的问题。悄然隐身幕后并不是汉密尔顿的风格，他为1月19日提交众议院的最后一份关于政府金融的大部头报告鼓足了气力。他希望描画出广阔未来的方针。华盛顿不久以前要求国会赎回公共债务，并“避免不断累积的债务最终殃及政府”。[56]国会就具体的提议展开了争论，而不是着眼于总体计划。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汉密尔顿一成不变地把公共债务看作公共福祉，这种误解让汉密尔顿很是恼火。他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债务可能是公共祸根。“法国的负债招来了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财务窘境的后果就是走向推翻政府之路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可怕场面。”[57]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汉密尔顿并不能改变别人的偏执成见，认为他始终赞成大量的公共负债。杰斐逊对一个朋友谈起公共债务：“两派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共和派希望明天就清偿债务，而财政部（联邦党人）一派希望债务永远存在，因为他们发现这对腐蚀立法者非常有帮助。”[58]

债务理应受到关注，因为消耗在债务成本上的联邦支出高达55%，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汉密尔顿致国会的临别赠言——“关于进一步支持公共债务的计划的报告”——接受了共和党的挑战，并提出了三年内偿清公共债务的方案。他希望开征新税种，稳定旧税种，并且他努力表明自己一直在为尽快减少债务而奋斗。他不能忍受为威士忌暴乱平反正名，他指出，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所有盈余全都直接用于降低公共负债。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一个多月之后，他的计划得到国会批准，变成法案。然而，亚伦·伯尔等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令汉密尔顿愁眉不展，他认为这些修改损害了他的方案的“精髓”。他对鲁弗斯·金说，这种行为让他“很受折磨”，并斥责这是“对国家荣誉的可恶暗杀”。[59]他感到迷惑，为什么当他这个来自异乡的移民为国家命运呕心沥血之时，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居民却对此漠不关心。

眼看政府和国家沾上一个难以去除的污点，我的心非常痛苦。难道我比那些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人更像美国人吗？为什么我感到如此痛苦，而其他人却冷眼旁观？到底是因为我是一个傻瓜、一个浪漫的堂吉诃德，还是因为美国人天生有心智缺陷？如果不是因为有你，还有少数人……我们当中存在轻视众生的风气……我毫无保留地向你**我的心声。我万念俱灰，愁容满面。我认为一个好政府的目标就是面对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60]

在这封言辞夸张的信件中，汉密尔顿再一次地流露出了自己对于美国前途的绝望心情。言行不再受到公职约束的他愈发经常地陷入愤怒的深渊。在汉密尔顿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本性的疏远性，他一直有一种悲伤，感觉自己虽人在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无根可依的局外人。最终，国会基本上未加改动地实施了汉密尔顿的方案，否决了伯尔提出的修改意见。汉密尔顿面对威胁的反应有些过激了，他表现出一种抑郁的特质，一种夸大问题的倾向。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从事公共事务的专家，他却始终不能培养起自我保护的外壳。

尽管失望重重，40岁的汉密尔顿在离开费城时，心中一定还是充满了成就感的。威士忌暴动已被平息，国家财政繁荣，关于他的调查也以响亮的无罪宣告而终结。几乎在所有由他发起的重要项目中，他都大获全胜——无论是银行、债务承担、公共债务融资、税务系统、海关业务，还是海岸护卫队——尽管约翰·昆西·亚当斯多年以来对汉密尔顿恶言相向，后来却也评论道，他的财政系统“运作起来就像是为重建公共信用而施展的魔法”。[61]在汉密尔顿就职时已破产的美国，现在享有的信用等级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相上下。他为自由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并帮助实现了总统角色从被动的行政长官到积极的政策制定者的转变，为美国未来的崛起建起了运行机制的总体框架。他展示了政府的创造性功能，并促进了各州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他清晰阐述了其宪法基础，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关键原则，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维护巩固了华盛顿政府。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我们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能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对我们的机构和历史产生如此直接和持久的影响。”[62]汉密尔顿的成就无可比肩，他适逢政府的初生时期，得以在这张白纸上自由发挥。如果说华盛顿是“美国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那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疑就是“美国政体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