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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糖球与玩具（第2页）

汉密尔顿堂而皇之的表演还没有结束。离开尼克尔森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Livingston）的家门前停了下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就是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最小的弟弟，后来成为纽约的市长，汉密尔顿称其是一个“鲁莽、愚蠢、放纵且顽固的”人。霍夫曼和彼得·利文斯顿正在这里就《杰伊条约》舌战。[37]讨论越来越激烈，到最后爱德华·利文斯顿和鲁弗斯·金要求大家另找地方解决争议。“汉密尔顿走了进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后来说，“宣布如果论战双方愿意通过个人途径进行较量的话，他是非常乐意的，还说他愿意经受对方的车轮战，一个一个来吧。我正要跟他说他的决定有失体面，但他却转过身去，抬起一只胳臂，说他准备好与整个‘可恶的小集团’成员一个一个较量了。”[38]利文斯顿觉得汉密尔顿必定是“因为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影响力而恼怒，竟然言语粗鲁，甚至企图动用街头暴力”。[39]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惊人之举：汉密尔顿竟然不顾身份，准备与他的反对者在街头大打出手，好像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恶棍一样。彼得的兄弟马图林·利文斯顿（MaturinLivingston）沉静自若地告诉汉密尔顿，他愿意接受汉密尔顿的提议与他决斗，“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地点由他决定”。[40]汉密尔顿说，他已经约了另外一场决斗了，但是一旦他和尼克尔森的决斗解决之后，他会抽出时间与利文斯顿决斗的。显然，汉密尔顿完全不担心连续接受两场致命的挑战。他一向在乎自己的名声，懂得如何利用这种荣誉之战来震慑敌人。

共和党人的报纸《阿耳戈斯报》（TheArgus）呼吁两天以后再来一次大规模抗议《杰伊条约》的集会。此次集会通过一项反对条约的决议，之后，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纷纷效仿。对汉密尔顿来说，这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周，他还得去最高法院为马车税的合法性辩护，那是他在任职财政部长时启动的一项税收政策（最后，这个案子直到第二年2月才进行辩论）。在遇见尼克尔森两天后，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信给他，约定一个星期以后决斗：“我在星期天无故受到你的侮辱和嘲讽，这使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再安排一次与你见面的机会，见面的目的你应该心知肚明。”[41]汉密尔顿根本就没有致歉，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挑战。他的老朋友尼古拉斯·菲什作为他的助手起草并向尼克尔森送去了这封信。没过多久，性格冲动的尼克尔森就草拟了一篇回复，同意与汉密尔顿决斗，并建议在第二天早上把事情了结。他声称，如果拖延决斗，汉密尔顿的家人必定非常惶恐，况且事情可能会泄露。回信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丝轻蔑，“但愿您能轻易平复家人的紧张情绪”。汉密尔顿认为在下个周一之前百事缠身，无暇过早决斗。[42]他的口吻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因被迫与一位贱民谈判而感到恼怒。很显然，汉密尔顿感觉自己稳操胜券，能够任意摆布尼克尔森。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各自的助手行色匆匆地跑来跑去，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十有八九，汉密尔顿认为尼克尔森只是装腔作势，会在最后关头妥协。但是，汉密尔顿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让特鲁普做作遗产执行人，并写信告诉他修订遗嘱之事。汉密尔顿尤其关心一沓手稿，他将它放在一个皮箱里，上面标注着“JR，转交奥利弗·沃科特”。[43]根据推测，JR指的是詹姆斯·雷诺兹，在必要时，这些有关雷诺兹事件的资料会交给沃科特保管。

汉密尔顿在1795年立下的遗嘱，有助于解开一些谜团。包括汉密尔顿与他父亲的关系，后者五年前移居到圣文森特岛。他们从未彻底断绝联系，断断续续有一些书信往来，只是语气不太自然。詹姆斯·汉密尔顿在给他著名的儿子的一封信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向汉密尔顿夫人和你们的孩子们致敬。”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44]詹姆斯·汉密尔顿从他儿子那里借过七百块钱。汉密尔顿现在担心，如果他在决斗中死掉了，他的债主会向年迈的父亲讨债。他告诉特鲁普他已经考虑给他父亲一种特殊保护，使他免受债权人的骚扰，不过后来又反悔了：

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在遗嘱中添加一些内容，以保证我父亲的生活。然而，现在看来，这或许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不能确定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所以我什么都没做。我唯恐他们向他讨债，增加他的负担。尽管有人告诉我，他在苏格兰拥有高贵地位，但他在西印度群岛经商的时候已经破产了，现在生活拮据。我曾劝他投奔我，可他年迈体衰，恐怕不能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45]

汉密尔顿似乎在压抑一些没有明说的敌意。在他的叙述中只有怜悯却没有任何温暖，他将听任债主摆布他的父亲。尽管现在从财政部的繁忙公务中脱身，但是汉密尔顿从未表达出想要去探望一下圣文森特岛的年迈父亲的意思。

这份遗嘱再次显示出杰斐逊党人的想象是多么荒唐：汉密尔顿利用公职谋取了一笔财富并将这笔钱存于一家英国银行。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还欠他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5000英镑，他还担心无法偿还债务：“劳碌了一生，万一我有什么差池，只能拜托他人关照我的家人了。”[46]汉密尔顿说过，一旦他未能将债务还清就死去，他完全信得过约翰·巴克·丘奇的“友谊和慷慨”。[47]

最终，汉密尔顿得到了尼克尔森的致歉信，是尼古拉斯·菲什让尼克尔森在逐字审阅了自己草拟的致歉信后签上了名字。至于汉密尔顿提出的7月18日的第二场决斗，因为对方的妥协得以化解。马图林·利文斯顿否认自己曾散布过汉密尔顿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谣言，也没有指责过他是胆小鬼。虽然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的反对者挑起的这两起事关名誉的纠纷中笑到了最后，但是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他让自己的好斗本能信马由缰地驰骋，表现出他缺乏正确的判断力。没有华盛顿的指导或者公共职务，他再次暴露了桀骜不驯的火爆脾气，这对他而言是无益的，而且降低了他的威信。他也再一次让人们看到，在为美国社会塑造一个全新的法律和司法结构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人骨子里依然潜藏着旧式的族斗意识。当发生激烈的个人冲突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不是本能地求助于法院，而是借助于决斗场。

在街上遇到《杰伊条约》的反对者4天之后，汉密尔顿公开发表了一些意见。共和党人早就以罗马名字为笔名对这一条约进行过批判了，比如罗伯特·R。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卡托”，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德西乌斯（Decius）”和“辛纳（a）”，汉密尔顿则撰写了《辩护》（TheDefence）系列文章，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发表了28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尽管这些文章存在争议，但这恐怕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作品。和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一样，《辩护》系列文章喷涌而出，有些时候甚至每个星期都有两到三篇文章。统计下来，汉密尔顿前前后后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文章，这期间他竟然还在做全职的执业律师。这些作品在争议声中迅速完成，是又一部汉密尔顿风格的鸿篇巨制。

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辩护”被认为是几人合作完成的。汉密尔顿原计划只讨论《杰伊条约》的第一部分，主要针对与《1783年和平条约》有分歧的条款，总计28篇文章。鲁弗斯·金撰写了另外10篇关于商业和海事的文章。杰伊州长一直与此二人保持密切联系，但是却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之后再添点什么。“杰伊原本准备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或许由于个性散漫，或许他认为不在作品上留痕迹更明智，也可能是他发现这些作品已经很完美，故而放弃了最初的想法，这是鲁弗斯·金亲口告诉我的。”[48]

汉密尔顿采用了曾经使用过的大胆策略，他先在敌人的阵地《阿耳戈斯报》上发表了首批21篇文章，这份报纸曾经刊登过罗伯特·利文斯顿署名“卡托”的文章。汉密尔顿选择了来自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的罗马将军卡米路斯（Camillus）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这位罗马将军可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一个睿智而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同胞却误解了他，认为卡米路斯没有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无畏的卡米路斯揭示了令人不悦的真相，最终为他的正直付出了被流放的代价。后来在高卢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人们想起他，将他从流放中召回，以拯救他们的城市，由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笔名的选择非常能够告诉我们汉密尔顿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说明他察觉到自己没有从民众那里得到应有的认同。

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写作起来非常平和，他将草稿给詹姆斯·肯特过目，令肯特惊诧的是，汉密尔顿在交稿时间迫近的巨大压力下仍然不忘稽考，“他所写的几篇文章在付印之前给我看了看，我的注意力被精辟、严谨、一语中的的写作风格所吸引，一切观点都有他的调查研究做论据。比如，他并不满足于直接引用格劳秀斯所引用的论述，而是查阅拉丁文原著进行考证”。[49]

在7月22日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抨击了《杰伊条约》的反对者的动机，他看出他们想推翻《美国宪法》，让美国站在法国一方卷入到战争之中，并把他们自己的人推向总统宝座：“在公众的眼中，如果总统卸任的话，有三个著名的人物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继任者——亚当斯先生、杰伊先生和杰斐逊先生。”[50]汉密尔顿断言，共和党批评家之所以如此贬低条约，是为了破坏杰伊当选总统候选人的机会。由于亚当斯也是一位联邦党人，所以实际上，汉密尔顿在清晰地暗示：对条约的抗议是为扶助杰斐逊竞选总统的策略。非常有趣的是，在阅读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写来了一篇嘉许性的评论：“就首篇文章来看，我断定这部作品必定出神入化。相关问题有望得到鞭辟入里、令人叹服的解释。”[51]

华盛顿曾批评说，《杰伊条约》被“恶毒的解释”和“错误理解”歪曲了，因此汉密尔顿打算逐一剖析这些条款。[52]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更广阔的政治背景讲清楚。同英国发生战争并非无稽之谈，汉密尔顿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经济计划。他告诫人们，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贸易、航海和商业资本无疑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53]他批评共和党人是“战争党”，认为年轻的国家需要一段和平岁月。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强盛国家的萌芽状态”，欧洲势力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会扼杀这个年轻的国家：“如果有某些外国势力怀着嫉妒和恶意看着我们日渐强盛繁荣，它们必定清楚，如果要想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幼年时期是最好的选择。”[54]因此，美国最好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过早地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辩护》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汉密尔顿克制、冷静的一面，他认为除非面对**裸的侵略或者人民受到屈辱，否则不应该轻易开始战争。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卡米路斯”的名字写作。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见诸报端的两天之后，他就在同一份报纸以“菲洛·卡米路斯（PhiloCamillus）”的名字开始发表一系列类似的文章。接连几个星期，菲洛·卡米路斯都在赞扬卡米路斯，并抨击共和党对手。多产的汉密尔顿热衷用新的化名给他自己化名写的文章做评论。他还以“贺雷修斯（Horatius）”为署名，称颂了另外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指责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观点唯唯诺诺，屈从任何来自法国的言论”。[55]在这样一个狂热的时期，汉密尔顿还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在威廉大街的会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诫他的支持者：“如果条约没有通过，我们可能迎来一场国际战争；如果条约通过，我们则可能迎来一场国内战争。”[56]并不只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心爆发内乱，从费城传来了财政部长沃科特的报告：“我不认为会发生危险的骚乱，但这一个月足以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57]在第三篇《辩护》里，汉密尔顿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态度诚恳，我们必须怜悯他们的无知；如果他们动机不纯，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虚伪。”[58]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向普通民众抵御欺骗的能力致敬，“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孩童，幻想用小糖球和玩具博取信任和依赖”，民众会令这些人失望的。[59]

批评家们认为，杰伊在他的条约中奉献了合众国的一切，回报却甚少。汉密尔顿反驳说，不列颠也做出了相当让步，修改了它长久以来的“殖民独占制度”，并向美国做出了任何第三国不曾得到的让步。[63]他认为，这将使美国的海外贸易激增。大胆、自信、具有世界眼光的汉密尔顿认为，美国不必惧怕与其他国家建立商业关系。“美国的基本准则是乐于和全世界发生联系，”他写道，“它们无须担心商业机构间不受控制的竞争，只要允许它们平等竞争即可。”[64]

待到汉密尔顿完成八篇“辩护”以及三篇以“菲洛·卡米路斯”之名写的文章之时，华盛顿已经不顾媒体的反对在1795年8月中旬签署了《杰伊条约》。人们最初对条约的期望并不高，但是美国的经济却在同英国的贸易中蒸蒸日上，同法国的贸易却从1789年巴士底狱风暴以来下降了一大半。在条约被肯定以后，汉密尔顿仍然笔耕不辍。条约需要“辩护”成为其最权威的解释。

汉密尔顿成为无可争议的条约捍卫者。费舍尔·埃姆斯认为他比共和党的批评家高明多了，他写“辩护”完全是在大材小用，浪费才干：“朱庇特的雄鹰利箭在爪，猛掷出去，箭头并未指向大力神，而是麻雀和老鼠。”[65]尽管有不同的政治说辞，杰斐逊也承认，共和党人无法解除汉密尔顿投下的蛊毒。对杰斐逊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他正在蒙提塞罗，终日饱受风湿之痛。他也在阅读约翰·贝克利转给他的“辩护”系列文章，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他担心汉密尔顿会在论战中取得胜利，9月21日，他终于坐不住了，转而求助于麦迪逊，请求麦迪逊再次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在信中，杰斐逊表达了对汉密尔顿才华的敬畏，以及美国历史上最笨拙的赞美，他告诉麦迪逊：

在杰斐逊寻求帮助之前，麦迪逊在他对汉密尔顿的言谈举止进行的批评中已经流露出骄傲自大的情绪了，他说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卡米路斯的言论中体现出来的亲英色彩跟条约本身一样邪恶和脆弱。”[67]现在杰斐逊请他反驳汉密尔顿的那些言论，麦迪逊反而畏缩不前。

尽管麦迪逊从与汉密尔顿的言辞争斗中退缩了，但是他仍然在发动一场强大的立法斗争来反对《杰伊条约》。他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对《宪法》所做的解释是不符合传统做法的，这会引起全面的宪法危机。事情还要退回到他们同心协力合著《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逝去的岁月，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起阐述了为什么宪法赋予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任期长，成员学识渊博。现在麦迪逊觉得论证《杰伊条约》是否得到批准在众议院的职权范围之内也是可以的，因为众议院有权规范商业活动。关于这种令人吃惊的观点，传记作者加里·威尔斯认为，这不仅仅“是在松动《宪法》架构的基石，更是在篡改《宪法》的本意”。[68]

还有一次，杰斐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遵循平民主义的众议院应该保持对经济事物的控制，因为涉外事务被分派给了贵族化的参议院。为了抵制条约，他现在改变了立场：“我相信我们立法机关的平民主义分支不会赞同它，并且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千夫所指的法案。”[69]

汉密尔顿从《杰伊条约》受到的立法威胁意识到，众议院的否决权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平衡。幸运的是，汉密尔顿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他能够重新发动一场支持条约的运动。鲁弗斯·金刚刚完成就条约中的商业问题而做的几篇“辩护”文章，这让汉密尔顿抓住了机会，顺手在系列文章中加入有关《宪法》的新话题。在1月初，他用“辩护”系列的最后两篇文章揭示了让众议院扼杀条约是多么荒唐可笑。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先例，“即使有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总统还是不能签署商业或结盟条约。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可能没有什么条约不会与那些反对者的原则发生冲突”。[70]如果麦迪逊的新理论能站得住脚，联邦政府将无法管理同外国的国际关系，也不得不将此类职权交给争吵不断而又专横武断的众议院。

在力挺条约的过程中，联邦党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资源是乔治·华盛顿，他是美国人生活中统一的化身。对杰斐逊而言，联邦党是一支仅仅依靠总统的特殊地位来苟延残喘的衰弱力量，而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共和党人认为敲碎不能批评华盛顿这一禁忌的时机已经来临了。共和党人的媒体再次有意无意地将行政部门和不列颠君主国之间联系在一起。果然，1795年12月26日，菲利普·弗雷诺写道，华盛顿想通过批准《杰伊条约》，将自己提升为国王，“他的诸多愿望（通过条约可以看出），只有在一个世袭君主国和贵族院中才能得到满足。”[72]这种恶语中伤也曾经发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但现在矛头指向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总统对一些流言蜚语也已有所耳闻，比如杰斐逊正在领导一伙人诋毁他，将他说成是一个老糊涂的人，又说他容易成为汉密尔顿及其君主政治制度阴谋的牺牲品。杰斐逊一再向华盛顿申明，这类令人气愤的言语并不是从他那里流传出来的。然而，约瑟夫·伊利斯却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历史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杰斐逊正是这一场诽谤诬蔑活动的组织者，最主要的实施地在弗吉尼亚，而它的总部却在蒙提塞罗。”[73]

在华盛顿早期的总统生涯中，詹姆斯·麦迪逊是他最可靠的顾问，也是他最信得过的心腹。现在，在1796年的3月初，麦迪逊冒着与华盛顿决裂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支持国会的一项要求：总统得公开他向杰伊发出的命令，即杰伊谈判磋商的秘密指令。汉密尔顿在相当程度上也曾经参与讨论这些命令。汉密尔顿非常愤怒，强烈要求华盛顿保护相关讨论资料的私密性。不愧是汉密尔顿，他一下子为这些行政特权的正当性列出了13条理由。如果麦迪逊得逞，“必须在众议院公开所有应该保密的讨论”。[74]一旦开启这样的先例，“将对政府的谈判力量造成致命打击”。[75]在接下来的几周，汉密尔顿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3月末，他向华盛顿建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理睬众议院。汉密尔顿警告，如果众议院取得否决条约的权力，那么行政权就会垮塌，“它会在行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全能的立法机关”。[76]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再次陷入了直接的对抗，即执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究竟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呢？

麦迪逊坚信大多数议员支持他，但目前来看，联邦党人的运动让许多议员改变了立场。亚当斯提到，麦迪逊因失败而心绪不宁：“麦迪逊先生看起来愁容满面，脸色苍白，形容枯槁。”[80]1796年4月30日，联邦党人在国会中以51对48的微弱优势勉强取得了胜利，成功地为《杰伊条约》的执行争取到资金。汉密尔顿的几篇“辩护”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传记作家布罗德斯·米切尔（BroadusMitchell）总结道：“可以这么说，汉密尔顿为条约所做的论证改变了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天平。”[81]对麦迪逊而言，投票结果验证了华盛顿的能力，也证明联邦党人的恐吓战术是成功的。他相信投票背后暗藏阴谋，认定北方商人和银行家贿选，他没有意识到，或许正是因为美英贸易的蓬勃发展，普通市民才赞同该条约。

在《杰伊条约》问题上的争吵让麦迪逊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与华盛顿的友谊。华盛顿对麦迪逊的口是心非感到非常愤慨，他将大陆会议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公开，向世人表明，包括麦迪逊在内的起草者曾拒绝赋予众议院阻挠行政机关缔约的权力。麦迪逊认定这是汉密尔顿在捣鬼，是他唆使华盛顿做出这一“毫无教养可言的举动”，尽管这的确是华盛顿本人自己做的事情。[82]华盛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原谅麦迪逊，没有咨询过他的意见，没有邀请他重回芒特弗农。对这位身材矮小、学识渊博的共和党领袖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挫折。联邦党人的宣传册的作者威廉·科博特（WilliamCobbett）幸灾乐祸地说起麦迪逊：“作为一名政客，麦迪逊已经气绝身亡，四肢冰冷而僵硬，被掩埋在人们永远的遗忘中。”[83]然而杰斐逊却不肯承认《杰伊条约》的通过是由于其本身的优点，更不愿意承认是汉密尔顿发人深省的文章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将联邦党人的胜利归结为华盛顿的声望，“这个人对民众的影响超过了所有人”。[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