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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第2页）

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词面世之后，又以宣传册的形式在各地出售。艾丽萨非常高兴地回忆起她和丈夫在逛百老汇大街时，一个老兵和他们搭话，想卖给他们一本。汉密尔顿买了一本，笑着对妻子说：“他不知道我掏钱买的是自己的作品。”[33]

汉密尔顿将演说词的核心作用一直对外保密，因为华盛顿的崇拜者担心泄露这个秘密，可能把华盛顿从神坛上拉下来。他们成功了。在汉密尔顿死后，他的演说词底稿和与华盛顿的所有通信都委托给鲁弗斯·金保管。在19世纪20年代，艾丽萨和他的孩子们不得不提起诉讼，请求鲁弗斯·金归还这些文件，最终，金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手稿。后来，艾丽萨撰写了关于这篇演讲稿的回忆录，以便“我的孩子们能熟悉了解他们的父亲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他在华盛顿将军执政期间给予他的帮助。他们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安定团结”。[34]

尽管华盛顿在位期间，人们对他争议不断，但历史学家认定他与亚布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最杰出的三位总统。华盛顿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合理的公共信用、中立的外交立场、稳定的政府，以及切实可行的《宪法》。作为久居权力中心的行政管理天才，汉密尔顿应该能分享华盛顿很大一部分荣誉。然而，汉密尔顿为什么没有在1796年或其他时间成为总统候选人呢？在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精英推举的年代，作为联邦党的重量级人物，他具备明显优势。但汉密尔顿从未提及自己是华盛顿的接班人，也从未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过一张选票。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拥有卓越治国才能的人竟然从未登上过权力的巅峰，甚至没有参与总统竞选，这个矛盾如何解释？谜团的部分答案在于，当时的政治人物从未结盟支持汉密尔顿。显然，他不可能挑战华盛顿的总统资格，并且就像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所说的那样：“无疑，我才是接班人。”[35]亚当斯说得不错。汉密尔顿自己也说过，就本身的条件而论，亚当斯、杰斐逊和杰伊才会被视为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汉密尔顿已经离开政府重操律师旧业了。更何况，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仅仅提及他的名字就能引发辩论。他的追随者崇拜他，而他的敌人却视他为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虚张声势的人。

还有其他理由也能说明为什么汉密尔顿没能获得那种荣誉。尽管有幸拥有一个伟大的行政头脑，也有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汉密尔顿始终没有学会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样收放自如。他的领导理念高尚，但有局限性：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必要时不能屈从于民意，而要帮助民众摆脱幻想或自我陶醉的状态。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单纯的道德世界，不擅长与人妥协或达成共识。华盛顿和杰斐逊都善于回应民众的呼声，而汉密尔顿则对普通人的好恶缺乏兴趣。尽管是一个公认的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杰出人物，但他还是缺乏伍德罗·威尔逊在定义“政治领袖”时所提及的一种关键品质：“对他所领导的人抱有深切的感情，这种情感来自洞察力而不是智力。”[36]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缺乏的就是这种与美国民众的玄妙的联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麦迪逊一直说“汉密尔顿永远不可能获得总统一职”的原因。[37]

还有一个根本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汉密尔顿为什么不愿意竞选总统。在1796年选举期间，诺亚·韦伯斯特，当时是联邦党派的编辑，在他的报纸《密捏瓦报》（TheMinerva）上暗示汉密尔顿是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按照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詹姆斯·T。卡伦德的说法，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共和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急急忙忙向纽约派遣了一位信使面会汉密尔顿，告诉汉密尔顿：“如果韦伯斯特再发表类似文章，我们会立即把玛丽亚·雷诺兹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这一消息的确被传达给汉密尔顿了，因为此后，《密捏瓦报》就沉默了。[38]

汉密尔顿知道自己不会接替华盛顿，但他并不打算在1796年扮演被动角色，毕竟那一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也是第一次由各党派控制的选举。当时，人们还不习惯候选人出面拉票或撕去矜持的伪装，因此政党领袖的影响力被放大。于是，麦迪逊为杰斐逊摇旗呐喊，杰斐逊则躲在朋友身后。同样，联邦党的领头人物约翰·亚当斯也宣布：“我决定当一名这场愚蠢而又不道德的游戏的沉默观众。”[39]

起初，汉密尔顿告诉一位记者，他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杰斐逊当选总统：“所有人必须抛却一切个人恩怨和偏见，所有事务都必须让位于摒除杰斐逊。”[40]“考虑到联邦党在弗吉尼亚州的势力较弱，他甚至打算支持与当地共和党越来越疏远的帕特里克·亨利，以分散杰斐逊在南方的支持率。”当亨利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之后，他转而找到了另一个异军突起的南方人托马斯·平克尼（ThomasPiney），一位独立战争时代的英雄，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曾经是美国驻西班牙和英国的外交官。

汉密尔顿对平克尼的支持似乎会冒犯亚当斯，因为亚当斯认为自己才是继任总统的最佳人选。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亚当斯是总统候选人，平克尼是副总统候选人。汉密尔顿并未明说更支持平克尼，因为根据当时《宪法》的规则，选举人投票时不用区分总统还是副总统。一些联邦党人准备不投平克尼的票，以确保亚当斯当上总统，这让汉密尔顿非常担心，杰斐逊有可能渔翁得利成为总统或者副总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华盛顿有可能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当不上第一任总统时汉密尔顿的心情）。作为一个党派的首领，汉密尔顿依然坚持着他的正式立场，联邦党的选举人投票时应把亚当斯和平克尼一视同仁。这个提议看似中立，实际上却有利于平克尼。平克尼在南部地区支持率较高，如果他和亚当斯在北方得票数相当，他的总票数会超过亚当斯。

汉密尔顿押错了赌注，以致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程。在作为财政部长时，他同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约翰·亚当斯只有过有限的几次接触。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汉密尔顿后来说，在华盛顿即将离职之时，“联邦党中影响最大的几个人开始怀疑亚当斯是不是担任总统的合适人选”。因为亚当斯脾气急躁，性情易变。然而，在亚当斯“三番五次的请求之后，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他抱有希望”。[41]

在汉密尔顿心目中，理想的总统性格应当像华盛顿一样“多协商，勤思考，慢决策，不犹疑”。[42]相比之下，约翰·亚当斯脾气暴躁，气质阴郁，喜怒无常，与华盛顿的稳健形成了鲜明对比。汉密尔顿将平克尼“谨小慎微、中庸”的性格与亚当斯“虚伪自私、常常嫉妒以及无法捉摸”的性格做对比。[43]这些文字写于选举之后，能够说明汉密尔顿当时深藏内心的一些看法。

起初，亚当斯并未觉察到汉密尔顿在竞选活动中的表里不一。他告诉朋友，汉密尔顿屡次向他提醒，他的一些弱点可能将杰斐逊推上总统宝座，汉密尔顿支持平克尼也只是在他不能赢得大选时的备选方案。当杰斐逊写信告诫亚当斯：“就继任总统这件事而言，您可能被纽约州的朋友算计了一把。”麦迪逊曾劝说杰斐逊不要发出这封信，以免被人们说成是刻意引发联邦党人的内乱。[44]然而，在12月底，埃尔布里奇·格里给亚当斯提供了一份从亚伦·伯尔那里取得的“证据”，说明汉密尔顿私下争取让平克尼而非亚当斯当选总统。亚当斯夫妇都惊呆了。“每当我看到那个好争吵的人时，我总是会想起‘当心那个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18]’这句话。我一直留意着他。”阿比盖尔这样向她丈夫评论汉密尔顿。

约翰·亚当斯回答说：“我不会再关注他的幼稚举动，会像过去一样和他保持距离。”[45]这只是约翰·亚当斯无休止地谩骂汉密尔顿的一个开始，他称汉密尔顿为“一个极其虚伪的小人。我蔑视他在选举中所做的小动作”。[46]他认为汉密尔顿因为平克尼更能顺从他的野心，能够组建“一支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的兢兢业业的队伍”，所以才支持他的。[47]麦迪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汉密尔顿是担心像亚当斯这样的人“太有主见，不会甘当傀儡”而无法实施自己的“幕后阴谋”。[48]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他迅速将愤怒上升为人身攻击，称汉密尔顿为“克里奥尔（Creole）[19]杂种”。[49]亚当斯任总统期间，对汉密尔顿的谩骂从未停止，让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

1796年10月15日，众议院的书记员约翰·贝克利提醒詹姆斯·麦迪逊注意《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署名为“福基翁（Pho）”的系列文章。贝克利猜测，汉密尔顿就是该文的作者，并猜测他有两重用意：诋毁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杰斐逊；对亚当斯表示一下不冷不热的支持。在10月14日到11月24日这段时间，犀利而多产的福基翁总共发表了25篇关于选举的评论性文字。尽管约翰·亚当斯已经认定汉密尔顿就是作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汉密尔顿的文集和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些文章。文章无疑有着汉密尔顿的典型风格：戏谑、机智、篇幅巨大，有时甚至吹毛求疵。在内容上，作者同样对杰斐逊及血腥的法国大革命颇有微词。汉密尔顿似乎无意掩饰身份，照搬了之前发表的字句。比如，1792年9月29日，汉密尔顿用笔名“卡图卢斯”发表文章，把杰斐逊比作“故作姿态扔掉王冠的恺撒”，称他想“牢牢抓住帝王权杖”。[50]现在，“福基翁”也把杰斐逊比作恺撒，一边“故作姿态扔掉王冠”，一边“牢牢抓住帝王权杖”。[51]汉密尔顿再次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隐藏在共和党朴素外衣下的酒色之徒。

福基翁回顾了杰斐逊的政治生涯：在做弗吉尼亚州长时，英军到达之前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此前，汉密尔顿也曾指出过杰斐逊类似的懦夫行径，说他曾在国家危难时刻离开总统内阁。似乎是在标榜汉密尔顿。福基翁说：“与他相比，那位精力充沛的伟人汉密尔顿有哪些不同？”汉密尔顿问道，好像在为他没有退却做宣传。“他也希望能像那位蒙提塞罗的哲学家一样退休。他有一个大家庭，他的微薄财富在昂贵的城市生活中迅速消散。但是由于他所宣称的罗马精神，尽管他也希望退休，但只要他的国家面临战争危险，他就会一直坚守岗位。”[52]

福基翁的文章包含对杰斐逊所做出的最令人难堪的批评，指责他曾是一位奴隶主，并暗示知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去蒙提塞罗的客人都注意到那里有一些皮肤颜色较淡的奴隶。1786年的一个客人，沃尔尼伯爵非常震惊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一个肤色跟我一样白的孩子被叫作黑人，而且被当成黑人对待，我感到很吃惊。”[53]理论上，杰斐逊可能是赫明斯的全部孩子的父亲。传记作家福恩·M。布洛迪（FawnM。Brodie）有过这样的记录：“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住得根本不‘远’，她育有7位子女，在每个孩子诞生前，杰斐逊都和她生活了九个月。而杰斐逊不在蒙提塞罗时，她却没生过孩子。”[54]杰斐逊生前只释放过两个奴隶，在遗嘱中释放了另外五个奴隶，这几个人都是萨莉·赫明斯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解放萨莉。萨莉在弥留之际，告诉她的儿子麦迪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杰斐逊的孩子。在1998年，DNA检验证实了杰斐逊（或者其家族的某位男性）很有可能是萨莉·赫明斯的孩子埃斯通的父亲。阅读福基翁的行文，人们猜测，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那里获知了关于萨莉·赫明斯的事情。

在福基翁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列举了杰斐逊为人称道的8项品质，然后逐条加以批驳。杰斐逊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吗？汉密尔顿挖苦说：“如果能证明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暴力……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的品质将会是他担任美国总统的一个宝贵因素。”[55]杰斐逊在技术方面有什么发现吗？汉密尔顿幽默地让人们想象出蒙提塞罗的一个空想哲学家，“为了民众和全人类的利益，把蝴蝶和昆虫制成标本，或敲打出一张旋转椅”。[56]然而，与指控杰斐逊是一个伪善的奴隶主相比，这些讽刺只不过是热身。汉密尔顿指出，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初创作《弗吉尼亚笔记》时，曾经赞成释放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并将他们运往别处。杰斐逊实际的想法是把奴隶“出口到更偏僻的地区，他们或者全部遭到杀害或者成为更低等级的奴隶”。[57]汉密尔顿讽刺杰斐逊认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劣的言论是伪科学。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谈及黑人时说：“他们不是通过肾脏分泌，而是通过皮肤腺体，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非常难闻的气味。”[58]汉密尔顿继续引用：“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异就是肤色：‘无论这些黑色是来自皮肤内的网状薄膜，还是皮肤本身，无论是来自血液、胆汁，还是其他分泌物，它们在性质上都和我们迥异。这种差别是如此真实，仿佛上苍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59]

汉密尔顿还奚落杰斐逊在种族问题上自相矛盾，杰斐逊居然怀疑黑人是否属于人类，把他们定义为：“比人类低级、比猩猩高级的特殊动物……是一种迄今仍难以名状的高级牲畜。”[60]杰斐逊还在这篇文章中表示：“黑人喜欢白人女性，甚于喜欢自己的种族；猩猩喜欢黑人女性，甚于喜欢母猩猩。”[61]随后，汉密尔顿自信地触及杰斐逊最害怕的话题——主人和奴隶的性关系。最后一句话似乎暗示他已经知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了。

这一刻，他（指杰斐逊）非常渴望解放奴隶，以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在另一刻，他发现黑人与人类不属于同一种群，因而如果要解放，必须立刻将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以免玷污了其主人的血统。他完全忽略了不该忘记的事：这种血统混合早在黑人还是奴隶的时候已经发生。他必定从自己身上看到了血统被玷污的充足证据。[62]

在这里，汉密尔顿既讽刺了杰斐逊的偏执，又指出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关系有违社会禁忌，若非是他，这件事可能会沉睡两个世纪。人们或许会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拍手称快。然而，很不幸的是，人们越是深入研究福基翁的文章，汉密尔顿曲线操纵南方投票的痕迹就越明显。他问南方奴隶主是否希望有一个“通过法令迅速释放奴隶的”总统。[63]他打算从两方面打击杰斐逊：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意欲指出杰斐逊对奴隶的同情不够真诚；作为联邦党人，他想恐吓奴隶主，让他们认为杰斐逊可能会出于同情而解放奴隶。

在福基翁笔下，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约翰·亚当斯光芒四射，显然比杰斐逊有优势。汉密尔顿向亚当斯表示了敬意，将他说成是“就其早期所做的勇敢无畏、忠诚可信、坚持不懈而且非常有益的贡献而言，他是一个杰出的公民，也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十分纯净没有污点的人，更是一个完全有资格得到其民众尊重、感激和信任的爱国者”。[64]在1792年，汉密尔顿就已经以“卡图卢斯”为名对亚当斯做出过类似的评价。[65]他还表扬了亚当斯30年来完美无瑕的公共服务操守，认为共和党人的媒体歪曲了亚当斯的政治品格，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就我而言，”汉密尔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拥有黑奴，在杰斐逊先生热切的解放奴隶的愿望和亚当斯先生的制衡体制之间，我会对前者抱以万分的警惕。”[66]

乍一看，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褒扬似乎暗示着一种无条件的支持，看起来也跟汉密尔顿声称的联邦党人应当平等地投亚当斯和平克尼的票这一立场相一致。然而，有人疑惑这是否仍是损毁亚当斯的计谋。汉密尔顿明白，如果他能够发动南方的奴隶主因为解放奴隶问题而放弃杰斐逊的话，他们也同样不会选择亚当斯这样一个废奴主义者，而是会选择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提起奴隶制的问题对亚当斯在南方不会有一点好处，而他又恰恰需要那里的选票。

杰斐逊并不介意得票多少，自从辞去国务卿之职以来，他就一直在远离喧嚣的蒙提塞罗山上离群索居。“从1793年到1797年，我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偶尔来几个访客，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我最终感觉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对自身思想有消极的影响……思想完全脱离社会，与世隔绝。”他告诉女儿。[68]凭着对把握机会的感觉，杰斐逊认为当时并不适合共和党人出任总统。法国的局势依然纷乱扰攘，他乐于让亚当斯去应对麻烦。他确定历史的车轮很快将转向自己，因此颇有先见之明地劝麦迪逊多些耐心。

许多共和党人喜欢亚当斯胜过华盛顿，或许唯一的原因是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不那么亲密。支持杰斐逊的《黎明报》庆祝亚当斯如愿获胜，顺便委婉地打击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下：“无疑，亚当斯不会是一个傀儡——他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他会自主行动，而不是听命于其他人。”[69]同样，杰斐逊也祝贺亚当斯当选总统，因为“这或许是唯一一道能阻碍汉密尔顿渗透的屏障”。[70]虽然当时杰斐逊和亚当斯关系疏远，但在巴黎时他们算是好友。大选一结束，他就积极向当选总统的亚当斯示好，并细数汉密尔顿的选战阴谋，唆使亚当斯反对汉密尔顿。他曾对一位心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亚当斯在疏远汉密尔顿，可能背离后者的政见。”[71]汉密尔顿认真观察了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他对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说：“亚当斯先生是总统，杰斐逊先生是副总统，我们的雅各宾分子说他们很满意，狮子和羔羊要躺在一起了。”[72]汉密尔顿不相信双方就此偃旗息鼓，他认为杰斐逊注重意识上的差异而不会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