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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真相的代价（第2页）

汉密尔顿起初不相信拿破仑会出售这块土地。他说：“野心十足、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拿这块土地换钱。”[32]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先夺取新奥尔良，然后与在战争中破产的法国谈判购买土地事宜。或许汉密尔顿又陷入了亚当斯总统治下他的军事幻想中去了。于是，由于嫉妒杰斐逊轻而易举获得的这一成就，汉密尔顿贬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重要意义，声称在那片旷野上发生的事“对冷静的政治家来说太过偏远，因而浇灭了他们的热情”。[33]

不过，汉密尔顿最终还是效忠于他的国家主义观点，成为支持该购买案的少数联邦党人之一。与此同时，很多联邦党人则与共和党人互换角色，变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者，否认宪法允许这项收购。除了出于保护宪法的目的，他们还担心这片新国土会削弱联邦党的实力，最终使其走向毁灭。毋庸置疑，这块位于当时美国国境以西的土地将成为共和党人的天下，农业经济将占据主导地位，奴隶制也有可能在此盛行。事实上，1803年到1845年间，通过购买而加入联邦政府的各州最终成了拥有奴隶的州，政治天平进一步向南方倾斜。担心在西部被日益扩大的“共和党奴隶帝国”支配，一些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开始密谋脱离美国。这些计划构成了汉密尔顿与伯尔之间决斗的部分背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分裂活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之一的汉密尔顿，将拼尽所能与之对抗，以捍卫自己的声誉。

当分裂运动初现端倪时，汉密尔顿看到了它给联邦带来的威胁，而亚伦·伯尔却看到了重新振作其日趋衰落的政治生涯的机会。随着1804年大选的临近，伯尔知道，杰斐逊会把他从共和党人的竞选名单中剔除。1804年1月20日，这个猜测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当乔治·克林顿以年龄和身体健康为由告诉杰斐逊他不会再竞选纽约州长了，杰斐逊开始考虑将克林顿作为竞选伙伴的优势，特别是自己与克林顿的年龄差距，使其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且将为詹姆斯·麦迪逊铺平道路，让他能够承继自己当上下一届总统。

1804年1月26日，伯尔硬着头皮与杰斐逊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想确认自己在共和党内是否还有希望。他探知杰斐逊不可能把他留在副总统职位上，因此降格以求，恳请杰斐逊给他一个“好的评价”，允许他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带着总统的信任离开的。[34]一边阿谀奉承，一边自怜自哀，伯尔抱怨道，在汉密尔顿的挑唆下，利文斯顿和克林顿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州对他“恶意诽谤”，他恳请杰斐逊帮助他恢复声誉。[35]杰斐逊没有递给伯尔政治救赎的最后稻草。他以一贯的推诿口气告诉伯尔，他以前从不干涉竞选事务，现在也不会这样做。至于媒体对伯尔的攻击，杰斐逊轻描淡写地说，他“已注意到这一切，只是将此当作耳旁风”。[36]显然，就杰斐逊而言，亚伦·伯尔已是共和党内不受欢迎的人。

伯尔断定，挽救他的政治生涯的机会在纽约。他想和乔治·克林顿互换位置，他打算拉拢部分联邦党人和一些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担心伯尔试图把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脱离联邦政府的邦联组织，以迎合联邦党人，捞取选票。在伯尔不动声色的暗示之下，心领神会的新英格兰联邦党议员与他共进晚餐。康涅狄格州的众议院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说，伯尔“用最尖刻的语言斥责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派系，指出建立一个北方联邦来抵御它的必要性。但是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想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我一无所知”。[37]高深莫测的伯尔并没有表态，他希望成为纽约州州长之后，可以鼓动该州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结成一个新国家。

在尝试从纽约东山再起的过程中，他必须与两个人进行斗争：一个是34岁的德·威特·克林顿，英俊潇洒却又飞扬跋扈的现任纽约市长；另一个就是声势不再却依然足智多谋的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政治斗争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野蛮残酷的。克林顿的传声筒《美国公民报》注定要扮演一个挑衅者的角色。为了使伯尔在共和党内名声扫地，该报主编詹姆斯·奇塔姆再次翻出伯尔在1801年大选中与联邦党人串通的旧案。他乐此不疲地引用了汉密尔顿的话，说伯尔是一个“喀提林”或者背叛者。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愈发紧张。

事后，几个伯尔的心腹指责说，是奇塔姆将两人引上了决斗之路。查尔斯·比德尔（CharlesBiddle）声称，奇塔姆“竭尽所能挑拨伯尔和汉密尔顿发生一场冲突”。[38]确实，奇塔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刺激这两个人。1804年1月6日，他在报纸上挖苦汉密尔顿：“是的，先生，我敢说是您让伯尔成为最邪恶、最堕落的罪人之一。他并没有要求您这样做……他要么是个罪犯，要么是全世界最卑鄙最无耻的浑蛋。”[39]奇塔姆还撩拨伯尔，说他“已经堕落到允许汉密尔顿毫无顾忌地辱骂的地步”。[40]现在的伯尔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对攻击的敏感性与汉密尔顿一般无二。如果他不能挽回个人声誉，那么他就无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2月，他以诽谤罪起诉奇塔姆，成为这个猥琐的主编在其短暂的媒体生涯中遇到的38个诽谤案件中的一个。奇塔姆居心险恶地回应道，他只不过是转述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控诉：“我只是复述而已。汉密尔顿将军一直认定他是有罪的，类似的话已经说了不下千遍了，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说下去，直到众人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41]奇塔姆故意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一场致命的游戏。

纽约州的联邦党势力已被杰斐逊党人削弱，甚至无法找出一名有希望的州长候选人。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支持独立候选人。感觉到即使提出联邦党候选人也意义不大，鲁弗斯·金回绝了汉密尔顿要他参加竞选的请求。2月，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领导人在奥尔巴尼的塔温市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当时在奥尔巴尼为克罗斯韦尔一案做总结陈词）。汉密尔顿被眼前这场企图分裂联邦的罪恶阴谋搅得心思烦乱，因此与伯尔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准备好的演说稿中，汉密尔顿指出，作为一名政客，伯尔“精明、能干、大胆”，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满腹牢骚的共和党人与摇摆不定的联邦党人联合起来，他渴望领导一个北方联邦，“想趁无人当选之机，爬上纽约州州长宝座”。[42]

伯尔注意到汉密尔顿正千方百计阻挠自己竞选，他告诉女儿西奥多西娅：“汉密尔顿正在暗中鼓动任何可能战胜A。B。（亚伦·伯尔）的人参与竞选”。[43]数月后，伯尔佯装不知道汉密尔顿对他的品行的看法，并向对方发起了决斗挑战。实际上，早在1804年3月1日，《美国公民报》已报道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公共品德和私人品德的评判：“汉密尔顿将军反对伯尔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而是因为他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原则可言。汉密尔顿将军的这些话的要点和实质就是，没有党派能够信任伯尔。我认为，他对这位小上校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快却非常公正的评价。”[44]

汉密尔顿决定支持他早期的政敌小约翰·兰辛竞选州长，汉密尔顿与之第一次争吵便发生在其担任制宪会议纽约代表团的成员之时。汉密尔顿认为小兰辛将是一个无能的州长，这将削弱共和党的团结。不料，在小兰辛拒绝提名后，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从半路杀出，他通过联姻已成为利文斯顿集团的一员。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可怕的打击，他并不认为刘易斯能胜出，并担心联邦党人会变节，转投伯尔门下。“伯尔的前景立刻光明起来。”他痛心地写道。[45]的确，2月18日，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秘密集会提名伯尔竞选州长。正如汉密尔顿早就预料的那样，德高望重的联邦党人，从杰伊到他自己的连襟斯蒂芬·范·伦塞勒都站在伯尔身后支持他。尽管汉密尔顿曾对菲利普·斯凯勒说他不会干涉这次竞选，但事到临头他还是无法袖手旁观。最后，他决定竭尽所能为刘易斯助选，以致伯尔的一名副官写道：“汉密尔顿将军以濒临精神错乱的狂热反对伯尔上校当选。报纸上每天充斥这个最可恶之人的诽谤言论。”[46]

随着各个团体在全州范围内支持伯尔，一位兴高采烈的评论员欢呼：“伯尔当选是一种普遍的，我是说，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这令汉密尔顿大失所望。[47]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他猛烈还击一切质疑他自身品格的行为。2月25日，在伯尔被提名一周之后，汉密尔顿赶到奥尔巴尼的埃比尼泽·珀迪（EbenezerPurdy）法官家里，对质被他重新提起的旧日诽谤：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以前，曾与英国秘密策划要确立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做美国国王，以交换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土地。为了强调这次来访的严肃性，汉密尔顿带着后来在他与伯尔的决斗中担任助手的弗吉尼亚法官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一同前往。据彭德尔顿记载，珀迪拒绝透露他的消息来源，只承认那个人生活在韦斯特切斯特，曾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偷窥到来自英国的绝密信件。事实上，消息来源是小皮埃尔·范·科特兰（PierreVandt，Jr。），他在成为共和党政客前，18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汉密尔顿的助理。更重要的是，范·科特兰现在是乔治·克林顿的女婿。

汉密尔顿告诉珀迪，他决定追查这名造谣者。珀迪提出，克林顿州长那里有一份英国信件的副本，汉密尔顿决定与他的老冤家碰面，同一天，克林顿被共和党人提名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参选副总统。汉密尔顿要求宿敌“对这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做出坦诚、公正的解释”。[48]克林顿说，麦库姆将军大约在制宪会议期间给过他这封信的副本。汉密尔顿恳请克林顿把这封信拿给自己看，他要追查到底。克林顿毫不犹豫地给他一个生硬的答复，声称那封信已经遗失，并准确地回忆了信中的内容：“它建议美国构建一个跟大不列颠类似的政府……美国的上议院将由英国世袭贵族和我们当中能够实现这个方案的最优秀公民共同组成。”[49]克林顿显然相信了这一胡说八道的谣言，并认为没有必要再尊重汉密尔顿了，他已经失去了权力，现在可以随意欺侮他了。在一封汉密尔顿写的措辞谨慎的信中，表示如果克林顿找到这封信，希望他能把信交给自己。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汉密尔顿一直想查出这个谎言的始作俑者。这种努力让他心身俱疲，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幻想：如果他找出这名造谣者，就可以让所有的流言不攻自破。

如果要深刻理解亚伦·伯尔在1804年春天遭受的困境，就必须对竞选州长期间对手所抛出的铺天盖地的诽谤性文章进行研究。美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这类夹带疯狂人身攻击的竞选。伯尔的诽谤起诉并没有让奇塔姆闭嘴，后者在《美国公民报》上向他发起了不计后果的轮番攻击。奇塔姆告知读者，他的员工已经整理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与伯尔有瓜葛的很多个风尘女子”。另一份名单则列出了“由于伯尔的**而离婚的已婚女性”和“伯尔试图引诱的纯洁而又受人尊重的女性”。[50]奇塔姆讲述的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说伯尔在里士满山庄举办了一场“黑人舞会”，以讨好那些自由的黑人选民。[51]据说，这场舞会由伯尔的家奴亚历克西斯操办——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将之形容为“土地上的黑人总管”——舞会上，伯尔见一位妖娆的黑人女子翩翩起舞，后来又诱奸了她。[52]这次选举由于奇塔姆的不断报道而创下了新低，这也说明了的确存在某些问题。

在遭受媒体抨击的同时，伯尔还不得不抵挡大街上一波又一波素不相识的人的谩骂，许多谩骂攻击都是以他声名远扬的**故事为主题。其中有一些是奇塔姆写的，包括一篇讲述一个被伯尔糟蹋了的年轻姑娘的父亲来到纽约向他寻仇。一份署名“小气精”的传单控诉伯尔：“当备受伤害的妻子行将就木的时刻，他竟然任由那些下三滥的妓女去侮辱和折磨她，这个无行之人的灵魂应该受到拷问。”[53]另一份署名“一个德国青年”的传单，指控伯尔掠夺了一位荷兰烤面包商的房产以偿还自己6000美元的债务。[54]“一个圣公会教徒”告诉读者，伯尔“企图强夺部分房屋产权”。[55]一些谩骂甚至牵扯到了政治问题。“作茧自缚的骗子”重提伯尔试图从杰斐逊手中窃取1800年大选胜利果实的事情，指责他“图谋分裂联邦”。[56]

在1月末与杰斐逊的会面中，伯尔曾指出汉密尔顿是那些匿名传单的始作俑者，但缺乏任何证据。即使是在私人信件中，汉密尔顿亦从未明确提及伯尔的荒唐行为，他在这方面是相当谨慎的。考虑到大多数攻击性传单在内容上都与《美国公民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因此它们很可能源自共和党内部，但伯尔依然咬定汉密尔顿主导并参与了联邦党人对他的诽谤。从伯尔的竞选刊物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汉密尔顿一样，他也受到诽谤的困扰，并且无可奈何。还有一份谩骂文字愤怒地说道，“伯尔上校被冠以几乎英语语言中所有能骂人的称号，他被说成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原则和正直品格的人”。[57]

伯尔表面上对这些“荒谬的新诽谤”熟视无睹，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自信和沉着。[58]与对手的风格迥异，伯尔在约翰大街总部，放弃咄咄逼人的笔战，展开了一场光明正大的竞选活动。他用他一贯的热情和魅力进行斗争，对摩根·刘易斯的批评也被其控制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他批判利文斯顿党人和克林顿党人的裙带作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普通公民”，在“缺乏家族关系荫庇的情况下”参加竞选，从而给自己涂抹上平民主义的色彩。[59]为了抬高伯尔在联邦党人心中的地位，有些媒体拿他与汉密尔顿做比较。一份小报将他描述为一流律师——在合理论证、犀利言辞、雄辩能力以及令人钦佩和信服的推理方面，他与汉密尔顿不分伯仲。[60]

尽管遭受媒体的炮轰，伯尔还是认为自己可以获胜。他的支持者在4月投票临近之时也满怀希望。小奥利弗·沃科特认为“伯尔上校很可能会成功。他领导着一个成员甚多、坚定勇敢、永不屈服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61]在选举的前几天，汉密尔顿似乎对即将产生的结果心灰意冷。他向姻亲兄弟菲利普·杰里米·斯凯勒透露：“我不会发表任何有关政治的评论，这些政治活动的过程，我觉得太恶心了，因而我将来不会再关注它们了。”[62]像通常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表现出过分的悲观。在4月底计票时，伯尔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纽约市的选票，但在纽约州其他地方遭遇了败绩，最后他以22，139票对30，829票的悬殊差距输掉了竞选活动。

出乎意料的挫败似乎为伯尔的政治生命敲响了丧钟。离副总统任期届满还剩10个月，但他那时在做什么呢？他在首都被共和党逐出门外，此次又未能在纽约州收复失地。汉密尔顿应该为伯尔竞选州长失败负责吗？汉密尔顿的朋友肯特法官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大多数联邦党人都把票投给了伯尔，尽管“汉密尔顿冷淡的缄默及愤怒的谴责可能影响到一小部分人”。[63]汉密尔顿日趋衰微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造成这种一边倒的竞选结果。约翰·昆西·亚当斯评论道：“纽约的联邦党人已经成为了少数派，同时，在这少数派中，只有一小部分还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崇拜者和党徒”。[64]对这个结果更具影响力的人是总统杰斐逊。在向伯尔保证自己不会干涉选举之后，他向两名纽约州国会议员暗示，伯尔已被逐出共和党。据纽约媒体报道，正是这次表态，致使伯尔遭到那些铁杆共和党人的抛弃。

尽管如此，伯尔的崇拜者还是固执地认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毁掉了伯尔的政治生涯。“如果汉密尔顿将军不曾反对伯尔上校，我毫不怀疑伯尔将当选纽约州州长。”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写道。[65]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也持相同看法，他说伯尔“赢得了更多温和的联邦党人的信任，除了汉密尔顿的激烈反对之外，没有别的事情能够阻止该党一致为他投票”。[66]这一理论忽略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伯尔在纽约州联邦党人中苦心经营取得的丰硕成果。伯尔文集的编辑玛丽-乔·克兰写道：“在竞选前一周……有迹象表明，联邦党给予亚伦·伯尔全力支持，即使是私下的。”[67]在竞选失败后，伯尔面不改色，他以满不在乎的口气给女儿西奥多西娅写信，详述自己最近的感情生活。他说自己未能去拜访一位名叫“希勒斯特”的女性，但是已经抽空去见了被称作“LaG。”的“纽约情人”。他赞扬了后者“脾气温和、笑语盈盈”，但是指出了她的不足之处在于“平胸”。接着，就好像事后才想起那样，他提到这次州长竞选：“选举以很大的劣势失败了。好了，就到这里吧。”[68]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反映了伯尔一辈子以贵族式的轻蔑和漠然的姿态进行自我保护的做法。然而，在若无其事的表象之下，将汉密尔顿除之而后快的愤恨正在滋生。在伯尔看来，汉密尔顿在1801年大选中支持杰斐逊而断绝了他的总统之路；现在，又是汉密尔顿断绝了他的纽约州州长之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扫帚星、伪君子，是他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在1804年春天，亚伦·伯尔是这样认为的。

在竞选活动中，汉密尔顿被联邦党内部存在的新的分裂危机所困扰。事态的发展正在与他的联邦制构想背道而驰。3月初，亚当·胡普斯（AdamHoops）在奥尔巴尼与汉密尔顿偶遇，询问了他关于分裂的传言。“他一听到肢解联邦政府的观点就急了，”胡普斯回忆说，“他跳起来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69]“其结局将对现行宪法造成破坏性影响，最终在对公民自由抱有敌意的基础上建立若干独立政权。”汉密尔顿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南方和北方之间会爆发内战，那是一场北方最终获胜但代价惨重的战争。[70]汉密尔顿也对这番景象感到不寒而栗，他和胡普斯竟然为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个问题紧紧地抓住了他，以致他无法摆脱它，直到一件法律业务将他传唤到法庭上。”[71]汉密尔顿仍在担心“血淋淋的无政府状态”，害怕杰斐逊的统治可能导致宪法被废除。[72]

那年春天，时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前去拜访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试图请后者支持“为摆脱堕落和腐败影响以及南方贵族民主主义压迫而叛离的北方联邦”。[73]如果缺乏大西洋沿岸最大的两个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支持，这个新联邦将胎死腹中。皮克林和所谓的埃塞克斯派希望招募到当地的主要联邦党人。尽管许多纽约的联邦党人担心弗吉尼亚州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对路易斯安那购地后奴隶的扩张惴惴不安，但无论是汉密尔顿还是鲁弗斯·金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皮克林造访之后不久，詹姆斯·费尔利（JamesFairlie）问汉密尔顿，是否有人曾向他谈起北方联邦的事情。费尔利回忆道，汉密尔顿“说有几个从东部州来的人就这个问题与他接洽”。接着，汉密尔顿补充道：“你知道，我与杰斐逊先生及其领导的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信任，但我依然认为那是个令人惊骇的计划。”[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