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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卑鄙的想法（第2页）

6月22日中午，范·尼斯把伯尔写的信带给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当场阅读。他看上去有些迷惘，声称伯尔的来信“带有若干无礼的言辞，似乎不愿继续沟通。他曾希望对伯尔上校第一封信的回复能为双方提供另外一种化解矛盾的途径”。[27]就像一场法律辩论或逻辑论述，汉密尔顿不理解，为什么伯尔期望自己对一个笼统的表述做出明确的否认。他并不认为有体谅对方的必要。由于急于化解这场纷争，范·尼斯客观地向汉密尔顿陈述能够结束争端的回信。他说，如果汉密尔顿能给伯尔回信说，“不记得曾使用过能够证实库珀所言的词语，那就会为相互间的谅解打开一扇门”。[28]但是汉密尔顿充耳不闻，依然坚持早前的那种态度，不会做出否认的态度。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回信，范·尼斯回到了里士满山庄，告知伯尔“必须采取他认为最得体的方式”。[29]短短几日，两人就走到荣誉之战的边缘，决定为了一个形容词置个人性命于不顾。

在与汉密尔顿谈话之后，范·尼斯打算与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协商。起初，彭德尔顿无法理解为什么汉密尔顿会拒绝范·尼斯。“彭德尔顿先生回答说，他相信汉密尔顿将军不会对做出这样一份声明有任何反对意见，接着他就离开我去找汉密尔顿了。”范·尼斯回忆道。[30]彭德尔顿因拜访汉密尔顿也生了一肚子气，因为汉密尔顿根本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说伯尔的信“粗鲁无礼”，简直没法回复。[31]那天晚些时候，彭德尔顿告诉范·尼斯，之前他没有完全体会到汉密尔顿的个性竟然“强硬到这般地步”，也没有料到请他遵从伯尔的要求竟然这么困难。[32]在一封新信件中，汉密尔顿狠狠地教训伯尔，称他“无理取闹，让和解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33]他试图反客为主、夺取道德高地，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受害者。很显然，不能向学术、政治和道德样样逊于自己的伯尔低头，这个观念深深困扰着他。

纳撒尼尔·彭德尔顿法官是汉密尔顿的密友，在成为佐治亚州地区法院法官之前，他们一起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尽管汉密尔顿怀疑彭德尔顿倾向于共和党人，但仍敬重他，甚至曾向华盛顿总统推荐他出任国务卿：“彭德尔顿法官精于写作，能力过人，是一个风度优雅、性情温和的人。”[34]1796年，因不适应佐治亚州的恶劣气候，彭德尔顿搬到纽约市，并迅速让自己成了一名出色的法学家。

彬彬有礼而又风度翩翩的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的刻板僵化感到沮丧。“事实上，汉密尔顿将军已决定在见我之前去造访伯尔先生，如果他被要求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彭德尔顿跟他的一名亲戚说，“我担心他们在6月23日到27日的通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竭力阻止。”[35]我们不得不说，事实证明伯尔是一个冷酷无情且顽固不化的人。乔治·克林顿后来告诉一名参议院，“在汉密尔顿得知此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伯尔要挑衅的意图已经在某个俱乐部尽人皆知了。这种状况致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暗杀，而非决斗”。[36]在汉密尔顿的好战心理和伯尔破解他的政治困境的需求之间，几乎没有给两个人的助手达成某种协议的空间。

在回复汉密尔顿第二封毫不让步的信件时，伯尔遵循荣誉之战的不可逆法则行事。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对其缺乏“战士的坦率和绅士的真诚”表示遗憾，还引用了汉密尔顿说过的他已经准备好“坚决承担后果”这样不吉利的话。“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挑衅，”伯尔说，“因此，先生，你是咎由自取，我本来就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你的沉默逼迫我不得不这样做。”[37]亚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经由一些冰冷的对话就给彼此套上了一项不可撤销的枷锁——决斗。

那个周末，汉密尔顿是在格兰其庄园度过的，直到6月26日才看到伯尔的来信。周末，彭德尔顿与范·尼斯多次会面，试图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说起初是汉密尔顿难以劝服，那么现在伯尔则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彭德尔顿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法，如果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澄清，在奥尔巴尼的晚宴上，“他的人格是否遭受了任何指责”，那么汉密尔顿或许愿意否认。[38]但是伯尔对范·尼斯做出尖刻的回应，使双方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忍受着汉密尔顿的讥讽，“直到它变成侮辱”。他断定汉密尔顿对他怀有“根深蒂固、无法平息的怨恨”。[39]显然，伯尔只想决斗。周一，彭德尔顿请汉密尔顿详述奥尔巴尼晚宴上的谈话内容。汉密尔顿几乎回忆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他曾谈论过“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的看法，压根就没提到他过去的某个具体的行为，也没提到他的品行”。[40]

至此，伯尔不再仅仅针对库珀的诽谤，他迅速抬高了赌注。范·尼斯告诉彭德尔顿，伯尔现在想让汉密尔顿对以前所做的任何有可能传达出“有损伯尔先生名誉的信息”的评述做出概括性的否认，他说得很清楚，“现在需要做的，比一开始要求他做的事情更多了”。[41]伯尔故意提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逼迫汉密尔顿否认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贬低过伯尔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品格。汉密尔顿绝对无法答应，因为这不是正当的要求，并且伯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竞选中以此作为筹码。汉密尔顿必定担心，退让会使他在联邦党内失去地位，在军中也无威信可言。伯尔的挑衅让汉密尔顿更加怀疑，所谓的“更可鄙”的评论只是对方用来攻击自己的一个借口。在同汉密尔顿讨论了伯尔的最新要求之后，彭德尔顿向范·尼斯说，汉密尔顿现在觉察到了伯尔心中“决然的敌意”。[42]

在这一刻，正面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27日，星期三，范·尼斯向彭德尔顿传达了伯尔的正式决斗邀请。此后，伯尔大概再也没有收到过汉密尔顿的来信，所有的沟通都在决斗助手间进行。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以防泄密。但是由于汉密尔顿方面的种种原因，决斗安排在一个相对较远的日子——7月11日。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于7月6日在曼哈顿还有一次开庭，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为那些出庭客户解决问题。他的职业责任感是无可挑剔的。他告诉彭德尔顿：“我认为，在巡回法院工作期间停止为那些信任我的人服务，迫使他们尴尬地再去寻求未必有足够时间了解整个案件的其他法律顾问，这种做法实在不妥。”[43]此外，他还要花时间处理一些私事。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汉密尔顿向艾丽萨和孩子们隐瞒了情况，伯尔也同样没让他的女儿西奥多西娅知道这件事。只有他们在纽约州的少数政治密友知道这场即将上演的戏剧性事件。

一旦同意决斗，汉密尔顿不得不协调自己身上的两大矛盾，他需要通过决斗保持政治声望，同时还要忠于自己反对决斗的声明。他选择了一个光明磊落的方法：浪费子弹，也就是说，故意不击中对手。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儿子菲利普在决斗中所使用的致其丧命的策略。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本人在《纽约晚间邮报》撰文介绍了菲利普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菲利普本着在私斗中反对杀戮的原则，打算不失尊严地弥补之前的过错，并完成决斗的使命，因此决定放弃射击，在被对手的子弹射中后，他朝天开枪。”[44]只是在菲利普扔掉手枪后，他的助手才被允许宣布他这样做的原因，并试图解决纠纷。

除了彭德尔顿，汉密尔顿还把自己射偏子弹的计划告诉了鲁弗斯·金。这位前驻英国公使，汉密尔顿的这位“非常谦和睿智的朋友”，也曾三番五次劝他放弃该计划。[45]金很反感决斗，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告诉汉密尔顿：“为了他的家庭，他应该向敌手开枪，他有正当防卫的权利”。[46]金在对决的那天早晨偷偷溜出了城，这也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说他胆小如鼠，本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但金解释说，即使汉密尔顿拥有他所知道的“最宽广的胸怀和最有洞察力的头脑”，也照样刻板地遵守所谓的“决斗规则”。[47]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射偏子弹的想法感到惊骇，力劝他不要“轻率做出决定，要花些时间全面考虑考虑”。[48]汉密尔顿不会听从这些建议，其实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让我们想起雷诺兹和亚当斯宣传册的事情——当他沉迷于某种观念时，是难以被改变的。在这种心境下，即使有儿子的遭遇在先，他仍然不予理会。

汉密尔顿的决定引起人们的猜测：他患有抑郁症，这次决斗是自杀性的。亨利·亚当斯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并非要杀死伯尔，而是邀请伯尔来杀死自己。”[49]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Adair）则描绘了一个充满负罪感的汉密尔顿，认为他有意要承受伯尔的致命一击，以死谢罪。1978年，4位心理传记作家共同研究了这次决斗，并得出类似结论：这是一起经过伪装的自杀事件。

毋庸置疑，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汉密尔顿因个人遭遇和政治挫折而变得消沉，他的判断经常出现惊人的失误。他长期沉迷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幻想，从未丧失青年时期对殉道的热情。在与伯尔的决斗中，他仍遵循着荣誉之战的古老逻辑。由于他按照不再为后世所欣赏的剧本表演，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显得莽撞和固执，而且像是一种疯狂之举。“他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自杀，”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只是把它视为又一场胜券在握的豪赌”。[50]这场决斗震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但汉密尔顿和伯尔的追随者们即使有不同意见，却也理解其中的逻辑。大卫·B。奥格登（DavidB。Ogden）说，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他不参加决斗，“他对国家的影响力就会大幅下降”。[51]同样，威廉·范·尼斯说，伯尔必须捍卫他的荣誉，因为如果他“只是温顺地静坐着，放弃决斗，那么他的朋友将做何感想”？[52]

汉密尔顿有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伯尔不会枪杀他，因为这对伯尔一点好处也没有。伯尔将会受到所有人的谴责，说他是一名杀手，这将毁掉他的后半生。既然他想通过决斗重振声威，那么杀死对方毫无意义。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杀死他，等同于政治自杀（结果的确是这样）。当然也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伯尔意外地将他杀了，或者伯尔顺从了自己内心将政治利益置之度外的暴怒情绪。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伯尔杀死了他，他也会死得其所，因为他至少可以摧毁伯尔与联邦党人的联盟，阻止他们分裂国家的阴谋；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坚信，如果他不面对伯尔的枪口，就会失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地位。怀着被历史铭记的渴望，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隐秘的拯救者。他曾对一位朋友说：“不知道我是否高估了自己对美国的贡献，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53]

可是，就这场对决而言，两位主角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个人责任。汉密尔顿有一大家子需要他照顾：艾丽萨和七个年龄从2岁到将近20岁的孩子。某些评论者指责汉密尔顿为了拯救个人声誉，完全不考虑对家人造成的伤害。相比之下，伯尔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已经嫁到南卡罗来纳州富有的奥尔斯顿家族了；他不用为自己死后给家人带来的经济困扰担忧。

面对决斗，心情矛盾的汉密尔顿表现出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当金提醒汉密尔顿，伯尔打算谋杀他，他应做好充分准备时，汉密尔顿回答，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金反驳道：“那么，先生，您只能是一只待宰的羔羊。”[54]决斗的前一天，彭德尔顿恳求汉密尔顿考虑一下用哪几把手枪，并给了他一把。“他迅速地举起枪形成一条直线，”罗伯特·特鲁普说，“但是，他迅速地放下了胳膊，并把手枪还给彭德尔顿。这就是他迎战一个神枪手前的全部准备。我真切地相信，自打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再也没扣过扳机。”[55]

与此同时，作为在独立革命期间曾经击毙过若干敌兵的神射手，伯尔却非常用心地做着准备工作。决斗结束后，媒体上充斥着这样一条传闻：伯尔曾反复练习射击。一份联邦党报纸引用了伯尔的朋友的话，指出“在过去三个月中，他保持着练习射击的习惯”。[56]约翰·梅森称，“伯尔早已决定杀死”汉密尔顿，并且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神射手’”。[57]约翰·巴克·丘奇后来说，他有理由相信伯尔“为此目的已经练习使用手枪很长时间了”。[58]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伯尔“根本没必要练习，因为可能再没有人比他枪法更准，也没有人比他更沉着、更勇敢”。[59]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伯尔反复练习射击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联邦党人的虚假宣传。艾丽萨晚年的律师乔治·W。斯特朗（GeeW。Strong）在决斗前曾造访伯尔的住所。“他有次因为业务关系去了里士满山庄，”他的儿子约翰·斯特朗（J）回忆说，“他看见那个冷血恶魔为练习射击所设置的木板，上面布满了弹孔。”[60]

至少从表面上看，汉密尔顿和伯尔继续参加纽约市的社交活动，装作相安无事。查尔斯·比德尔说，他的一个熟人“在决斗前一周还曾与汉密尔顿和伯尔共进晚餐。他说完全看不出两人有任何异样”。[61]决斗前他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7月4日。自从华盛顿死后，汉密尔顿一直担任辛辛那提协会的常务主席，该协会是一个由退休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军官组成的社团。汉密尔顿无法悄无声息地缺席协会的例行庆典，在弗朗西斯酒店，他和伯尔被安排在同一张餐桌上用餐。伯尔是前年拉拢联邦党人的选票时加入这个协会的。

伯尔寡言少语地坐在其他人当中，避免与汉密尔顿目光相交。正如约翰·特朗布尔回忆的那样：“他们的举止有点古怪，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几乎没有人起疑。伯尔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沉默、阴郁和失落，汉密尔顿则欢快地融入庆祝的气氛。”[62]汉密尔顿起初不愿上台献歌，但最后终于应允。“好吧，我唱给你们听。”他说。于是，老兵们齐声欢呼。[63]一些人说，他的告别曲目是一首令人难忘的古老军谣，名为《饮尽战酒》（HowStandstheGlassAround），据说沃尔夫将军1759年战死在魁北克外面的战场之前，唱的就是这首歌。也有人说他唱的是军中祝酒歌《金鼓雷鸣》（TheDrum）。这两首歌曲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名战士从容面对战争和死亡。关于那天晚上还有一种说法，汉密尔顿站在一张桌子上，高声唱他的歌谣。在他表演时，伯尔抬起了眼睛，凝视着他的敌人。

在这段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艰难日子里，汉密尔顿继续履行一位父亲的职责。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的儿子詹姆斯，请他评阅一下自己写的演讲稿。詹姆斯对父亲当时的回应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亲爱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开始写道，“我为你准备了一篇关于审慎的论文。你或许会需要它……上帝保佑你。挚爱你的父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64]回顾往事，这篇训诫像是一个未学会谨言慎行的人做出的忏悔。汉密尔顿告诉他的儿子：“谨慎的缄默往往被当作智慧，一两句慎言有时能获得博识的美誉；如果一个人见多识广，却漫不经心、夸夸其谈，他几乎不可能引起关注，或者博到重用。”汉密尔顿又说，一些不谨慎的人会招致“无数的敌人”，有时会陷入最艰难、最危险的困境。[65]在这里，汉密尔顿是在为自己说过的针对伯尔的轻率言论倾诉悔恨吗？

1804年春天，亚历山大和艾丽萨已经把格兰其庄园修缮完毕，开始大宴宾客了。在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拿破仑最小的弟弟杰罗姆·波拿巴（Jér?meBonaparte），他刚刚与巴尔的摩的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Patterson）完婚。然后，在决斗前一周，汉密尔顿邀请70人来到格兰其庄园举行了一场豪华舞会，来宾包括约翰·特朗布尔、罗伯特·特鲁普、尼古拉斯·菲什和杰斐逊在巴黎时的秘书威廉·肖特。汉密尔顿喜欢像法国贵族那样，在绿树浓荫之下举行高贵的盛会。汉密尔顿会事先安排几名乐师藏在树林里，因此，徜徉其中的宾客能隐约听到长号或单簧管的旋律，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约翰·丘奇·汉密尔顿描述了父亲在那次晚宴中展现出的社交魅力：

他的言谈举止从未这样引人注目，他从未对社会人士展示这样的柔情。流利的口才，幽默的天赋，优雅的谈吐，这些都显示出一个慷慨、充实、有涵养的人的魅力。就在此时，在一群杰出人士当中，他找到一位已故朋友的儿子，并将其托付给某位颇有权势的朋友。然后，他又将此人拉到一边，跟他讨论他未来的人生规划。这就是汉密尔顿短暂一生中最后的阳光明媚的日子。[66]

汉密尔顿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安排私人事务，起草告别信。他做这些事时显得那么庄严肃穆，似乎预示着他不幸的死亡。在7月1日，他草拟一份资产负债表，结果是令他欣慰的正资产。但是，他承认，如果他的死亡迫使房产出售，那么实际收入不够抵偿他5。5万美元的负债，这笔钱大部分用于购买和修葺格兰其庄园。他为自己的挥霍进行辩解：“对于像我这样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一直感到身心疲惫的人而言，最大的需求无非是在晚年寻找一个舒适的退隐之处。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是我近来最愿意做的事情。”[67]汉密尔顿本来指望用他每年1。2万美元的收入来清偿债务。现在他必须考虑到艾丽萨可能会失去这笔钱。为了尽量安慰自己，他算了一下，艾丽萨将从她最近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一笔钱，“她父亲据说也有一大块地产”。[68]他还提到了格兰其庄园，“由于这一岛屿上的不动产逐渐增多，它的位置又极为有利”，它会“越来越值钱的”。[69]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估算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一个擅长管理国家财政的人，却在身后给家庭留下沉重的债务。

在这份声明中，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甚至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在致民众的公开信中，他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范远远胜过伯尔所感受到的。汉密尔顿声称，他“对伯尔上校除了在政治上有反对意见外并无任何恶意”。[71]他知道，如果不参加决斗，他将失去很多东西，但实施决斗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我赴汤蹈火，却可能一无所获。”[72]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决斗呢？他辩称，为了维护他的荣誉感和领导能力，他不得不向公众对决斗的看法低头：“未来所需要的领导力，无论用于抵御灾难还是创造美好，或许都与公众的偏见不可分割，尤其是在发生紧急公共事务的特殊情况下。”[73]换言之，为了保卫祖国，他必须捍卫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个人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对伯尔来说，汉密尔顿的公开信不过是一纸冠冕堂皇的说教。读过之后，他用冷酷而轻蔑的语气说：“这就像是一个僧侣的忏悔”。[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