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和伯尔准备迎接后来被亨利·亚当斯称为“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时刻”。[34]当彭德尔顿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时,他们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高喊“举枪瞄准”。汉密尔顿举起了手枪,伯尔也是如此。两把枪在爆炸声中喷射出火焰,间隔一秒或数秒。彭德尔顿认定伯尔抢先射击,而且汉密尔顿的射击只不过是“身体遭受致命伤后,无意识的肌肉运动所导致的”。他右腹中弹。汉密尔顿勉强站立,身体剧烈抽搐,微微扭向左边,接着一头栽倒在地。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说了句:“我不行了。”[36]彭德尔顿大声呼唤霍塞克,后者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岩石。据彭德尔顿回忆,伯尔看看倒下的汉密尔顿,目光中“流露出悔意”,直到范·尼斯提醒他霍塞克和桨手们都来了,他才回过神来。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范·尼斯担心伯尔会在犯罪现场被目击者看到,因此,两人选择离开。走的时候,范·尼斯还故意用伞遮住了伯尔的脸。就在他们快要登上小船的时候,伯尔对范·尼斯说起了汉密尔顿:“我必须去跟他说几句话。”[37]范·尼斯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为了安慰伯尔,在他们离开之前,范·尼斯独自攀上岩石,并在小船离开前向伯尔报告了汉密尔顿的伤情。
范·尼斯一口咬定是汉密尔顿先开枪。“汉密尔顿将军先开枪,我向来认为这才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实。”他说。[38]他自称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一听到第一声枪响,就转过身去看伯尔是否被汉密尔顿的子弹击中。有那么一瞬间,他认为伯尔被击中了,因为后者似乎颤抖了一下。后来,伯尔告诉范·尼斯,他被石头或树枝绊了一下,扭伤了脚踝。他还解释说,他在向汉密尔顿还击之前停顿了几秒钟,因为一阵风把汉密尔顿枪口冒出的烟卷到他面前让他的视线受到了影响,他等着这些烟消散。
无论伯尔还是范·尼斯都没有做出解释,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射击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偏离他的目标。当彭德尔顿第二天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寻找到了汉密尔顿射出的子弹,结果在离地面4米左右的松树枝上发现了它。弹道距离伯尔站立之处差不多有1。2米远,换言之,子弹根本没有真正“靠近”过伯尔(后来彭德尔顿把这个树枝锯下来,把它交给了约翰·巴克·丘奇,既作为法律上的证据,也算是一个纪念物)。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开枪,那么他的确在虚耗子弹,与他事前说的一模一样。如果是伯尔先开枪,那么据彭德尔顿推断,汉密尔顿的枪走火应该是剧痛反射性地引发肌肉抽搐所造成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汉密尔顿都没有将枪口对准过亚伦·伯尔。
25年后,伯尔也证实汉密尔顿的子弹的确打在高高的树上。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的重要性。70多岁时,伯尔与一位年轻朋友回到当年的决斗场,回顾那戏剧性的一幕。关于汉密尔顿射出的那颗子弹,伯尔回忆说:“他听到子弹穿过树枝的声音,并看到了头顶上被折断的树枝。”[39]至此,伯尔证实汉密尔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朝远离目标的方向开枪。换句话说,伯尔在还击之前明知汉密尔顿故意射偏了子弹。然而,他又是怎样回应的呢?他给出了致命的一击,尽管他可以选择不朝汉密尔顿射击,或者只让汉密尔顿受轻伤,甚至干脆停止决斗。可能性最大的情形或许是汉密尔顿首先开枪,但只是为了向伯尔表明他是在浪费子弹。如果不这样,他又有什么别的方式向伯尔表示他的意图呢?正如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写的那样,他希望给伯尔一个“暂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机会。他一定以为,伯尔见他射偏子弹,会出于自尊或顾及政治利益而拒绝开枪。
汉密尔顿中枪后,彭德尔顿立即把他扶到一块红褐色的岩石上。这块石头至今还保留在威霍肯,是那场决斗中除了两把手枪之外唯一留下来的“遗物”。霍塞克发现他的朋友坐在草地上,面无血色。“我绝不会忘记他垂死的表情,”霍塞克写道,“在那一刻,他费力地说:‘大夫,这是致命伤。’随后他的身体就沉了下去,显然他失去了知觉。”[40]霍塞克撕开汉密尔顿布满鲜血的衣服,仔细检查伤口。子弹打断他右侧的一根肋骨,刺穿肝脏和横膈膜,然后打碎了第二根腰椎,最后停在脊柱上。霍塞克感觉不到汉密尔顿的脉搏与呼吸,他担心自己的朋友已经死去。他知道,唯一的希望是迅速乘船带汉密尔顿回城求医。在桨手的帮助下,彭德尔顿和霍塞克抬着这个血流不止的男人快步下山。他们把他平放到甲板上,迅速开往曼哈顿,霍塞克让昏迷不醒的汉密尔顿吸入嗅盐:“我现在用药水擦拭他的脸、嘴唇以及太阳穴,摩擦他的脖子、胸口、腰部和手掌,并试着将一些药水倒入他口中。”[41]
船在哈得孙河上疾驰时,丝丝凉风让汉密尔顿苏醒过来,他突然睁开双眼。“我看不清东西。”他说。汉密尔顿模模糊糊地瞥见自己的手枪。显然,他确信自己没有开过枪:“当心那把手枪。它没有发射过,撞针仍竖着。它可能会走火,伤及无辜。彭德尔顿知道,我不打算向他开枪。”[42]
“好的,我已经告诉霍塞克医生了。”彭德尔顿回答说。[43]
这是最能体现汉密尔顿品行的时刻:出于本能的责任感以及对暴力和混乱的担忧,即使在剧痛中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头脑。汉密尔顿的话语还表明,是伯尔首先开枪,被他忘记的那一枪可能是肌肉**的结果。为了保存体力,汉密尔顿再次闭上眼睛。他告诉霍塞克,他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医生也证实它们完全麻痹。当小船在威廉·贝阿德的船坞靠岸时,汉密尔顿告诉医生:“立刻把我夫人请过来,慢慢告诉她事情的经过,但是得给她一些希望。”[44]艾丽萨现在还在格兰其庄园,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把她请到城里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威廉·贝阿德早早地等候在码头。有人告诉他汉密尔顿和彭德尔顿在清晨时分匆忙赶往新泽西,显然是从自己的码头出发。他后来说:“我准确地预料到这次致命的出行以及它的可怕结局。”[45]贝阿德是一位富商,也是纽约银行的董事,他惊恐地盯着那艘快速驶近的小船。当他看到躺在甲板上的汉密尔顿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贝阿德的仆人们用行军床轻轻抬着汉密尔顿,穿过花园,进入他那幢位于今天的简大街80-82号的宅邸。被抬入二楼一间宽敞的卧室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没有从那间房间里出来。
汉密尔顿被安置到楼上后不久,关于这场决斗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播开来。在纽约市商业精英常聚的唐提咖啡馆,贴出一张引起轰动的布告:“汉密尔顿将军今晨在决斗中被伯尔上校击中,可能有生命危险。”[46]当旁观者惊骇地看完这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按约定前往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德克·坦恩·布罗克从路遇的一位朋友口中得知这场决斗。“我大惊失色,”他说,“可这却又是真真切切的事情”。[47]很快,一大群纽约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街角,脸上写满焦虑,试图拼出完整的真相。几个小时之后,这座被汉密尔顿注入无限生机的城市突然变得沉默不语。“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汉密尔顿的助手大卫·奥格登写道,“这个城市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暂时停了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肃穆的神情。”[48]那天,不断有告示公布这位垂死之人的状况,一大群人聚集在贝阿德宅邸前。几艘法国轮船在纽约港靠岸,送来几位擅长治疗枪伤的医生,希望能挽回汉密尔顿的生命。
起初,汉密尔顿疼痛难忍,以致霍塞克博士不敢脱下他那带血的外套,只能给他喂点低度酒和水。当汉密尔顿说背部疼痛难耐时,霍塞克和其他在场的人才给他脱掉了衣服,调暗房间的光线,开始用大剂量的鸦片来止痛。尽管疼痛万分,汉密尔顿对这种局面还是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对他人的尊重,他一直在担心艾丽萨和孩子们。遵从他的建议,已经有人通知艾丽萨从格兰其庄园赶过来了,但是他们只是告诉她,她丈夫突然“抽搐**”。小奥利弗·沃科特写道,她一开始相信了这个谎言,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因为人们“担心她会疯掉”。[49]对艾丽萨精神状况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霍塞克说,当她发现可怕的真相后,她几乎崩溃了,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50]为了安慰她,汉密尔顿反复说一句话:“谨记,我的艾丽萨,你是一个基督徒。”他深知,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51]
涌入贝阿德住所的人悲伤难抑。大卫·奥格登看到,艾丽萨虔敬地坐在她丈夫的身边,伸出手来,为他滚烫的脸颊扇风。奥格登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的长子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死不过两年的时间。天哪,她会是怎样的感受呀!”[52]安杰莉卡·丘奇也匆匆赶来帮助这个让她魂牵梦萦多年的男人。古维内尔·莫里斯记得,安杰莉卡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53]她对艾丽萨在厄运面前的表现肃然起敬。“我亲爱的妹妹以圣徒般的坚忍承受着巨大的不幸。”她告诉她们的弟弟菲利普说。[54]
除了对家人的强烈保护意识外,汉密尔顿还执着于灵魂归属方面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他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怀疑。弥留之际的汉密尔顿未必如朋友们后来所传的那样口齿清晰,但他们的说法相互印证,惊人地保持一致,被送到贝阿德的宅邸后,他急切地想要接受圣公会的临终祈祷。他请求面见三一教堂主教本杰明·莫尔,此人也是纽约圣公会教长和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声名显赫的莫尔不愿为汉密尔顿施行圣餐礼,絮叨地提出两点疑虑:决斗是不虔诚的行为,不应当与伯尔发生冲突。他还指出,汉密尔顿并没有定期做礼拜。因此,依据常理,莫尔主教无法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
绝望的汉密尔顿转而求助好友约翰·梅森牧师,梅森是汉密尔顿柏树街寓所附近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堂牧师。作为哥伦比亚学院毕业生和现任理事的梅森,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联邦党人,非常敬重汉密尔顿的才华。汉密尔顿也给予他同样的尊敬,并指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梅森都是一个有着罕见美德的人”。[55]
走进房间后,梅森紧握汉密尔顿的手,两人互相“悲叹着致意”,然后哀伤地四目相望。[56]汉密尔顿问梅森能否为他举行圣餐礼。牧师局促不安地说,得到汉密尔顿的请求却无法遵从,令他“痛苦难言”。事实是,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将违背他的职责。他解释说:“我们教堂规定,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个人举行圣餐礼。”[57]汉密尔顿尊重梅森的坦**,没有强求。
梅森试着抚慰汉密尔顿,谈论“人生而有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我明白,”汉密尔顿说,“但我是个罪人,我祈求主的怜悯。”[58]汉密尔顿强调,没有人比他更痛恨决斗,“我曾想尽一切可能避免这场决斗,并且,最终我带着绝不伤害对方的决心赶赴决斗场。”[59]当梅森告诉他,基督的鲜血能够洗清他的罪孽时,汉密尔顿紧紧抓住他的手,眼球上翻,嘶哑地高呼:“请我主耶稣基督裁定,我卑微地依靠万能上帝的恩慈”。[60]汉密尔顿喘着粗气承诺,如果侥幸能活下来,他必定远离决斗。
汉密尔顿再次将希望寄托于刻板的主教本杰明·莫尔。这位主教现在面临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朋友们认为,拒绝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是冷酷无情的。“拒绝他是不人道的,”大卫·奥格登写道,“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人临终时用我们神圣的宗教给予他宽慰和关怀呢?”[61]
这位秃顶、长脸的高级神职人员严肃地表示,他将重新考虑,并于当天下午1时到达贝阿德的宅邸。作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汉密尔顿强打精神,进行自己的最后一场演说。“我亲爱的先生,”他对莫尔说,“您体察到我的不幸处境,并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切。我想请您为我举行圣餐礼。我希望您不会觉得我的请求有任何不妥之处。”接着,他补充道,“这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发自肺腑的愿望,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融入教会。”[62]汉密尔顿表达自己对上帝仁慈的信念。当莫尔把决斗称为“野蛮的习俗”时,汉密尔顿保证,如果他能够活下去,必定会反对决斗。[63]随后,汉密尔顿诚恳地举起双手,对莫尔主教表示:“我对伯尔上校全无恶意。我带着绝不伤害他的决心与他会面。对他对我做的一切,我已经释怀了。”[64]到这个时刻,莫尔的心终于被感化了,他给汉密尔顿举行了圣餐礼。之后,汉密尔顿平静地躺下,他的表情写满了满足和快乐。
第二天早晨,汉密尔顿的神志依然清醒,但他的身体机能已经衰竭,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艰难地说几句话。前一天,艾丽萨没有让孩子们来探望父亲,但现在,她意识到,汉密尔顿同孩子们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她抱起两岁的儿子小菲利普,让他吻别父亲。然后,艾丽萨让七个孩子在床尾排成一列,希望汉密尔顿能看他们最后一眼。汉密尔顿哽咽无语。霍塞克说:“他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闭上了,直到孩子们被带走。”[65]
在汉密尔顿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有20多位亲友来到他的房间,他们大多双膝跪地为他祈祷,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表情。大卫·奥格登说,他们忍不住“泪如泉涌”,并且“祈求上天保佑他们的朋友”。[66]一些人无法承受临终场景的压抑气氛。“对我而言,此情此景令人窒息。”古维内尔·莫里斯写道,“我不得不到花园里走走,透透气。”[67]莫里斯后来回忆起汉密尔顿身旁的情景,“他的妻子因悲伤过度几近崩溃,他的孩子们哭成泪人,在场者无不肝肠寸断,整座城市为之震撼,所有人都神情萧索。”[68]随着生命临近终点,汉密尔顿似乎有所解脱。在谈到政事时,他说:“如果他们打破统一,那他们就打碎了我的心。”[69]这是他留下的最恰当的政治墓志铭。
艾丽萨从她丈夫头上剪了一缕头发,开始了漫长的寡居生活。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她。“这个可怜的女性几乎崩溃了,她恳求古维内尔·莫里斯是否能来陪她,”大卫·奥格登说,“她突然号啕大哭,对莫里斯说,他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请祈祷她能尽快与亡夫相伴,并在她死后成为孩子们的养父。”[71]莫里斯,这个平日里八面玲珑的享乐主义者如今却无言以对,任由泪水从脸上滑落。
艾丽萨何时看到汉密尔顿在决斗前的凌晨时分写给她的赞歌,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撕开信封,阅读汉密尔顿在7月4日写给她的告别信。那一天,他参加辛辛那提协会举办的一场苦乐参半的宴会。几天之后的某一刻,满脸泪痕的艾丽萨坐在椅子上,轻声吟诵已逝丈夫给她留下的文字:
我最亲爱的艾丽萨,除非我在尘世的生活已然结束,并且,我谦卑地希望,除非我已通过救赎之恩,与慈悲的天主开始幸福的不朽旅程,否则这封信不会到达你的手中。
如果我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我想,我对你以及我心爱的孩子们的爱将是唯一的动力。但是不可能没有牺牲,否则我将失去你们的尊重。我无须告诉你我是多么悲哀,将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并把你埋于哀毁骨立的境地。我无法继续这个话题了,以免我的勇气丧失殆尽。
宗教的慰藉,我亲爱的,将会给你力量。你有资格去享受它们。飞到你主上帝的怀抱,舒适地生活吧。我有一个甜蜜的希望,我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你相遇。这是我最后的想法。
再见了,最贤惠的妻子,最温柔的女性。代我拥抱我心爱的孩子们。
你的亲爱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