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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五日谈（第2页）

谈话刚要继续又被打断了。一位年轻的日本艺术家，问我对日本文学的看法：在中国，哪一部日本小说最受欢迎？最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我的座位挪到了日本年轻人中间，另一位女作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那一个时段的交谈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读过贵国的芥川龙之介、井上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村上春树……

你不觉得川端康成很恶心吗？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语言很优美，故事中有一种很地道的日本情调……

不，他就像是一个外国旅游者，只不过是在出售日本风情而已。

那么村上春树呢？在中国当代的白领读者中，如果谁没看过他的小说，会被认为这个人很老土。

情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谁要是喜欢读村上春树，那才是老土呢。

那你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呢？

……我出身在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我喜欢那些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

沉默片刻，我随即问她喜欢或了解什么样的中国作家？回答是鲁迅。

不经意中，已有一位中年印度女作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话题忽然就转到了有关女人的事情，说来说去，大家都发现原来印度、日本、中国，知识女性的处境大同小异。然后说到了人口，我便借机请教她对印度人口激增的看法。她说生育的权利应当归于女人自己，而不应由政府来替女人作出决定，那样是不人道的。我微笑着反驳说，地球资源已经超负荷消耗，女人无权滥用生育权，如果像印度那样不积极控制人口，印度难以改变普遍的贫困，一个人口失控的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也更将是不人道的。她沉吟不语，后来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小说英文译本的书名，说回去后要设法找来一读。

印度作家讲英语，而在场译者的英语不如日语流利，只好请津岛佑子把印度作家的话译成日语，再由唐先生译成汉语给我听。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每人说出一句话，等到三次转译后三方都表示听懂了，大约需要好几分钟时间。再进行回答再三次转译回去，一个话的讨论就用去了十分钟。译过来译过去，发现当初自己的提问，回来后好像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有点哭笑不得。如此三遍转悠下来，大家终于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一晚的亚洲作家民间聚会，始终在语言的狂欢与冲撞中进行。每个人都在顽强表达，每个人又都在试图倾听。我也许听懂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听懂。这是一次随心随意的跨国交谈，就像桌上丰盛的事物已辨不清是哪一国的风格。我和李惠善终于要告辞了，临走前再次拥抱津岛佑子和她的朋友们，忽然觉得，其实我们说了些什么都不重要，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一起说。语音已消散在空气里，我们终究都得回到各自的书房——而文学作品，如果那是一条内陆河，必将自生自灭地悄然隐没；只是，我们都渴望着能融入辽阔的文学海洋。

第四日，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东京国立大学、早稻田私立大学。

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原信之先生，陪我去东京大学，会见我的老朋友藤井省三教授。藤井先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多年，曾在北京与他见过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评价短文，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他带我参观了东京大学的校园，并简单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求学、执教经历。东大校舍在二战中曾遭受炮火与后来地震的损伤，但校园中树木葳蕤，棕色的建筑群体，依然有一种当年“帝国大学”的森严气象。在他那间四壁是中文书籍的工作室中，见到了不少中国当代小说的日文译本，据说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莫言，还有苏童、余华和残雪。午餐时藤井教授向我谈起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他说日本大学生有很多人选修或专修汉语，日本作家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资源，所以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六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常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回到家中……我原本有很多问题希望与藤井教授讨论，但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中野晓先生，已开车来接我去早稻田大学，蒋子龙团长、李惠善和上海《文学报》的徐福生先生已在车内等候，只得匆匆告辞。

早稻田大学的安藤岸阳子教授，前几年在北京由陈建功先生介绍认识。她从事汉学研究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往来于东京与北京之间，为中国文学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她的丈夫安藤彦太郎先生曾担任日中学院院长，听说最近刚刚做了一次手术，所幸无恙。岸阳子未等丈夫出院，就忙着安排我们的演讲。老朋友在东京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与东京大学相比较，早稻田显出了另一番活跃自由的气氛。校园里贴着各式讲座与活动的海报，比如“宪法改恶”四个字，便可从汉字上猜出些大概。岸阳子教授的办公室也是一个容量巨大的中文书库，她说还有很多书只能放在家里。她告诉我们，今天下午的听众是该校及校外的汉学工作者，都能听懂汉语，为了节省时间，就不用翻译了，只管“直言”就是。座中有东京《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编饭冢容先生，多年来自筹经费，坚持出版这份中国文学的日译杂志，其情感人。另一位翻译家田烟佐和子女士，去年曾与原善先生主编了《中国现代中国女性文学杰作选》，翻译过我的短篇小说《斜厦》。面对那么多热心于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唯有敞开心扉。四个人在会议室依次发言，谈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个人对文学的认识。两个小时中，语言的河流一直在汩汩流淌，听众安静而会意。由于无须翻译的间歇停顿，恍然间竟忘了自己是在东京，把日本的学者当成了中国读者，坦诚而亲近地，一时越过了文化的阻隔，倒像是一次大学的恳谈活动了。

晚餐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迎我微笑，只觉面熟，猛然想起竟是上原香小姐，真是喜出望外，说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成？上原香曾在大阪外国语学院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前几年曾去过北京到过我家，毕业论文主题就是研究我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目前正在读博士学位。由于她住在神奈川，离东京有百十公里，我不愿麻烦她专程来东京，事先就没有告诉她我访日的消息。想不到她消息灵通，竟然坐新干线一小时赶来东京与我见面，倒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晚餐后，向岸阳子等诸位老师致谢并告辞，便邀请上原香到我下榻的饭店聊天，得知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科幻小说，不由惊诧。在我印象中，这些年中国的科普读物不少，“科幻”却是寥寥。她纠正我说其实“科幻小说”正在中国悄然兴起，她更愿意选择这“发展中”的课题来研究，已经读到不少有趣的作品。看来日本的汉学研究者，比我们这些埋头写作的人，对中国文学更多一份了解，心里惭愧，再三表示以后若是读到好的科幻小说，一定尽快告知她。随后又谈了些家常，知道她新近刚刚结婚，丈夫是计算机专业人士，如今她一边料理家事一边读书，倒也充实快乐。我为她衷心祝福，并邀请她与丈夫一起同来北京。时间已晚，她还要坐“电车”（新干线是电气火车，日本人通常将其称为电车）赶回家去，只得恋恋不舍地话别，心中感叹良久。

第五日，按照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由长野微小姐陪同我去清濑，会见日本著名女诗人财部鸟子女士。长野微小姐，也可在此一说。该女子聪颖灵秀，在日本念完初中，居然独自一人跑到中国去求学。在北师大附中念高中，然后是北京大学。前两年回国后，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在我见过的学汉语的日本朋友中，她的汉语发音最为标准，连鼻音和儿化音也极为地道，若是不知底细，仅听声音，那口京腔准让人以为她是个北京女孩儿。长野微在北京长大，对中国日常生活的了解更为具体。后来几日去大阪的途中，闲谈中陆天明问陪同的事务局长辅佐小阪裕二先生：“最不喜欢中国人的什么？”小阪客气地回答，应该是宾馆商店的服务态度不好。陆天明又转身考问长野微，小姐爽快说：随地吐痰，还有，吃饭的态度不好（吃相）。说完了，一侧脸反问陆天明：那你到了日本，最不喜欢日本的什么？即刻把球送了回去，可见该女子的机敏爽利。

手头恰好有一本从国内带来的《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其中收有财部鸟子的诗作“总看见死亡——写给作为难民死去的小妹妹”。作品后面有作者简介：财部鸟子，1933年出生，新泻人，生长于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1946年回国。出版有诗集《腐蚀与冻结》《西游记》《鸟有之人》等。曾获日本地球奖、现代诗茶花奖。我原本有些纳闷——自己从不写诗，为何安排我去与诗人“交流”？这才明白财部鸟子女士童年时代在中国东北生活了12年之久，我这个也曾有东北生活经历的女人，想必应当与她有话可说。

其实在前天东京会馆的招待会上，她专程从清濑前来，已经同她见过一面。她步态轻盈、身材匀称，丝毫不像70岁的老人。那天她对我将去她家做客表示欢迎，问我是否能吃寿司，说她和丈夫将请我去清濑一家最好的寿司店午餐。

清濑在东京郊外，坐地铁然后换计程车，已是东京郊外风光。车停在一条清静小街上，上三楼，进门就见柜子上一瓶精心插好的花草——新鲜的枫叶雏菊，散发着秋天的气息与主人的心意。她的丈夫是一位美术学院的院长，身着深灰色的日式和服，身材魁梧健壮，笑容可掬。几间屋子的地上都铺着日式凉席，素净而简朴的装饰，没有丝毫奢华之气。脱鞋，在客厅里盘腿而坐，顿时有一种家常的温馨。财部鸟子说茶几的布帘内安有电热丝，把脚伸进去便可取暖。试一试，真的很暖和。

我说我不会写诗，所以来拜访诗人有些惶恐。但我在“文革”中下乡的地方，正是你曾经生活过的佳木斯附近，我去的时候那个城市还有许多日式建筑。不知您幼年对佳木斯留有怎样的记忆，后来可曾再回去过？我去年刚刚去过佳木斯，很多新建筑，那个老公园还在……

诗人的言谈轻声细语，但我听见了她内心长长的叹息。她说童年的佳木斯很冷，她在专门的日本小学校上学，大人不许她们和中国孩子往来，放学时有中国孩子跟在她们身后吐唾沫，但也有中国孩子偷偷地跟她们玩耍。她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离开日本到另一个国家来生活。在战争的轰炸、交战、撤离中，她全家陆续有十几个人死在中国，直到1946年终于从大连坐船，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回到日本。幼年的孤独、寒冷、恐惧，也许是使她写诗的原因，后来就一直写下去了……

诗人的丈夫提醒她说，我们还是先去吃午饭吧，那个饭店老板等着我们呢。

那家寿司店也在一条小街上，门面很小，店里也就两张桌子，墙上有画，柜台后的陶艺、酒瓶和装饰倒是漂亮精致，不像是饭馆，倒像是一家待客的前厅。据说这家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来客都是固定的老客户。菜很快就上来了，极其新鲜的生鱼片、生海螺片，生鱼鳍……极为可口的调料。生鱼片一入口，点头惊叹说真是好新鲜啊。还有天妇罗和生鱼卷米饭团（寿司）、酱汤，即便不喜欢日餐，也觉得好吃。老板个子高高，面相严肃，猛一眼看去，有种高仓健的硬汉气质。我把这个印象通过长野微告诉了他，他便高兴地一直陪在一边同我们说话。他说这些鱼都是今天一早去买来的，虽然开寿司店的老板都会选择新鲜的鱼，而他买鱼，却懂得识别新鲜中更新鲜的，所以他做的寿司也是最好的，肯定你在日本再也吃不到比这更好的寿司了。

吃过他做的寿司，几天后再吃别家的寿司，果然就再吃不出那般鲜嫩纯正的口味了。

吃着说着，说中国，知道我是中国的作家，又说艺术。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他的太太是他父亲的学生，平时有客来就照顾生意，闲了就画画，这墙上挂的就是他太太的画。抬眼看，那幅花草很像中国的水墨，素淡空灵的很耐看。越说越投缘，他转身进屋拿出一本2004年的挂历送我，上面全是他父亲的画作。遇到这样爽直热情的汉子，我也只能乖乖领受他的好意了。于是大家照相合影，我开玩笑说，回去告诉中国朋友，说高仓健如今在清濑开一家寿司店呢，有照片为证。他嘿嘿答道：可惜我笑了，高仓健是不笑的。我说没人见过笑着的高仓健，这照片很珍贵呢。说笑间，忽然觉得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残酷的战争已是何其遥远。普通的日本人民，大都如他们夫妇这般辛勤地工作，知足常乐，过着平静而安稳的日子。席间多次谈到艺术，财部鸟子的丈夫对我说，艺术的本质应该表现整个宇宙的精神，而不是一国一地。我亦十分赞同。

临走时“高仓健”递给我一双筷子，说这是他的名片。筷子封套上有名字和地址，“寿”与“直”中间有个字是日文的片假名，不识，至今无法读出他的全名。他夫人开车一直把我们送回财部鸟子家，午餐才算正式结束。

三楼侧室有一间财部鸟子的书房，窗外一株樱花树，枝叶探至三楼，可以想见樱花盛开的日子，诗人面对着云霞般灿烂的花朵，思绪怎样地飘然**逸。墙上的镜框里镶嵌着一幅诗作，上部配以她丈夫创作的一幅小画，显得雅致古朴。财部鸟子切了苹果，在小小的方桌前，我们继续着诗与文学的话题。翻看了她的几本诗集，还有她与世界各地的多位诗人一起创作的“联诗”。她说那次诗人的聚会很有意思，总题确定后，一人先写一段，别的诗人再往下续写，写不好不允许出门。在那些诗人的名字里，有熟悉的北岛先生。

重读财部鸟子的那一首“总看见死亡”，最后一段是这样的：“我突然睁开了眼睛。她不会回来。在留下哭声的梦境中，我不愿听见一声枪响。”我虽然没有读到她全部的诗作，但对于“和平”的祈愿，应该是她作品坚定的主旨。

曾问过她战后可曾回过童年生活的佳木斯，她说上世纪80年代初去过，幼时的房屋都还在，唤起她许多旧时的记忆。她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天府》，讲述的就是那一段生活。后来她找出日文的文稿给我，我看见了“三江平原”“松花江”这些熟悉的语词。我把这部文稿仔细地收好带回了中国，希望能有人将其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为真实地了解那场侵略战争在一个日本女孩心中留下的阴影。

车行渐远，她和丈夫还站在路边目送着我们。上了地铁，才忽然想起她赠送我的一只日本民族的传统工艺“草木染”的布袋，竟然忘在她家没有拿走，觉得自己十分失礼。而她家远在郊区清濑，谁也没有时间再去取了，只好请求长野微打电话向她解释一下。没想到过了几天，长野微将那件礼物带到了大阪，说是财部鸟子将我遗落的东西，从邮局寄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请她们转交给我。为了安慰自己，我只好想象她真的变成了一只小鸟，栖息在云霞般的樱花树上，然后在树林间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

东京五日，就这样在不停歇的交谈中度过。留在我印象中的东京，是一个在话语的波浪中起伏的城市，嘈嘈切切的语音湮没了街道的喧嚣，从高楼大厦间的缝隙里钻过。在那个洁净的城市里，飘落的言语甚至无法变成可辨的尘埃飞扬……

在第六日离开东京去箱根的路上，面对窗外深秋的秀色，一路默然。

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像是该说的都已说了，又像是刚刚才开始。像是听明白了什么，又像是更不明白。在每一次交谈中，我们都跃跃欲试、企图一语中的，却又常常欲言又止、词不达意。任何表达总会有局限，任何倾听也会有遗误。言语渐渐模糊下去，而那些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却一次次从记忆中跳出来——比如精美的盘子、秋天的插花、透明如玉的生鱼片、茶几下的暖炉、中文书库般的办公室、微笑的眼神和路灯下的身影……却似乎传递出更多可供回味的意蕴。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对话和交谈，心灵瞬间的感动和感悟，不知不觉间，提问与应答已经完成。

汽车盘旋在箱根的清木原林海，神秘的富士山在天顶时隐时现。随后的几天中，我们将会开始同日本大自然、风物、古迹的对话。那是更为感性的交流。当语言成为个人意愿的所指时，也许它根本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仅仅只是一种靠拢和接近的尝试。它更无法穿越千年的文化屏障，在异地上空自由飞翔。而语言的能指却有着更为宽广的空间——他和她曾经说过的那些、你曾经说过的那些，谁也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那些“言语”就像一粒粒被风吹来的草籽儿，一场春雨过后，它们会在各自的土地上悄悄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