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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手术的冒险（第2页）

韦尔斯是想自杀，而不是想做科学实验。尽管如此，他的行为使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名在麻醉的帮助下执行自我手术的医生，但这并不是他一直想要的头衔。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天，他会收到新闻—巴黎医学会投票表决认定他是麻醉的正式发现者—这本可能令他振奋起来的。

奇妙的药物可卡因

出于相当明显的原因，全身麻醉并不适用于自我手术。韦尔斯是唯一在其作用下在自己身上做手术的医学人士。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在发现了局部麻醉以后，医生们才有了足够的信心为了科学在自己身上切口子。带来这一突破性进展的故事开始于1883年，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决定用可卡因开展自我实验。

二十七岁时，弗洛伊德是维也纳总医院的一名医生。他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盛名还远未到来。事实上，他满心都是对自己职业方向的怀疑，在不确定中，他寻觅着可能会为自己带来声名的东西。他做出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卡因。

几百年来，南美洲的人们一直知道古柯叶在咀嚼时有一种刺激的效果。然而，到了1855年，科学家才成功地分离出了叶片中的有效成分—可卡因。到1883年，仍然极少有人知道这种药物，人们对它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但是医学期刊中开始出现关于可卡因的吸引人的报告。一名意大利医生写道，它有助于自己的消化。一位巴伐利亚的医生描述了当他将这种药给予演习中的士兵时，他们的力量和耐力都得到了提升。

当弗洛伊德读到这些报告时，想到可卡因可能会有医学用途。如果他能找出这个用途，这会给他的职业生涯以所需的推动力。于是他从本地药店取得了一些可卡因，并开始通过自我实验，弄清其医学益处到底会是什么。

弗洛伊德将可卡因制成溶液，随后小心地检查了它。据他说，它具有一种“相当黏稠、有点儿乳白”的特点，气味是芳香的。最后，他将溶液举到嘴边，喝了下去。味道很苦，但是一瞬间他感到一阵欢欣。紧接着嘴唇和舌头上有一种轻飘飘和毛茸茸的感觉。

弗洛伊德爱上了可卡因，开始经常食用。他成了可卡因的“福音”传道者，会对任何乐于倾听的人—朋友、亲戚、同事兴奋地谈起可卡因的优点。他写了一篇名为《超级可卡因》的文章，暗示它可以治疗包括胃痛、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在内的各种疾病。1884年6月，在这篇文章发表于《联合疗法档案》的前夜，弗洛伊德出发去找他的未婚妻，准备和她一起住三个月，她住在汉堡市郊，他会花一天的时间从维也纳乘火车前往。在动身前他给她写了封信：

我的公主，当我过来时，麻烦就要来了。我会吻得你脸红，喂到你变胖为止。如果你冒失无礼的话，你会看到谁更强壮—一个吃不大饱的小姑娘还是体内有可卡因的强壮的大男人。

弗洛伊德预计当他回到维也纳时，可能已经名声在外了，并且会作为可卡因的拥护者而受到欢迎。事实上，当他九月回家时，可卡因确实成了医学界的话题，但令弗洛伊德大为沮丧的是，原因并不是他的文章。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一名医院中的同事，眼科医生卡尔·科勒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也开始拿可卡因做实验。科勒很快就聚焦于这种药物真正的医学潜力。他注意到当人们喝下它时，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会变得麻木。所以也许，他推测，这可以被用来当作局部麻醉剂。他将几滴可卡因滴入自己的眼睛，然后轻轻地用一根针戳了戳角膜来进行测试。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科勒写下了一篇小论文来细述他的发现，在海德堡眼科学会9月15日的会议上人们阅读了这篇文章。听众们即刻意识到了这一发现的巨大医学意义。全身麻醉对手术来说有巨大的好处，但它同时也很危险和难以预料。过量麻醉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诸如器官损伤甚至死亡。很多时候最好的选择是避免这些风险，只麻醉身体的特定部位。科勒的发现终于给了他们这一选择。

当全球的医生都称赞科勒为英雄时，弗洛伊德一个人嫉妒地生着闷气。他足够绅士，承认自己没能看出可卡因的真正潜力。但是直到人生的终点，他也一直在责怪自己的未婚妻（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让他在这样关键性的时刻去度假，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可卡因被用在了自我实验中，在科勒的发现之后，其他研究者热情地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探索这种药物的全部麻醉潜力。五十二岁的纽约眼科医生赫尔曼·纳普小心地将它用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测试其麻醉的效果。他将它喷到自己的耳朵上、舌头上、鼻子上、嗓子里。他用气球和一根咽鼓管导管把它喷进自己的尿道里。他用注射器把它注入阴茎里。最后，据他在《眼科学档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为了实验的完整性，我还将可卡因注入了直肠。”他很愉快地发现，所有用药的地方都失去了感觉。

1886年，在德国，奥古斯特·比耶医生发现有可能通过直接把可卡因注入脊柱，阻断下半身的感觉。他得到了助理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特的帮助，开始探索这一做法的完整效果。两个人脱光衣服，给彼此进行了脊柱注射。随着他们的下半身变得麻痹，他们挤压和戳刺彼此的双腿。没有感觉。比耶在希尔德布兰特的大腿上戳了一根针，然后将它戳得更深，直到它触及骨头。希尔德布兰特随意地耸耸肩。比耶用一根雪茄烧伤了他的同事的腿，随后用一把锤子粗暴地砸他的胫骨。他仍然什么也感觉不到。最后比耶拔下希尔德布兰特的**，还粗暴地猛拽对方的睾丸。希尔德布兰特只感觉到了轻微的舒适感。在药劲过去之后，两个人共享了一顿饭，一起抽雪茄，对实验的结果完全满意。

自我手术的出现

就在可卡因的麻醉属性被发现后不久，医学人士首先使用这种药物在自己身上执行了小手术。例如，1890年，一位巴黎布鲁塞医院的外科医生保罗·勒克吕在自己的右手食指上发现了一个肿瘤。他咨询了一位同事，对方宣称整个手指都需要被截掉。勒克吕害怕这会结束自己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在肿瘤周围注入可卡因，然后左手拿着手术刀，切掉了长出来的东西。他报告说在手术的过程中，只有胃部有轻微恶心的感觉。这并非由疼痛引起，而是由手术刀刮掉骨头周围的组织时发出的声音引起的。几年之后，一位不知名的疗养院医生用可卡因切掉了自己长进肉里的脚指甲。巴黎圣宠谷医院的一位土耳其医学生用相似的方法，切除了自己阴囊处的一大块静脉曲张。

1909年，实验性的自我手术终于到来了。从这一年开始，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有好几位外科医生在自己身上执行了大手术—要么就是阑尾切除术，要么就是疝切开手术。这些并非绝望之举。在每个病例中，都有其他外科医生有时间且愿意执行手术。事实上，那些无畏的自我实验者的同事经常恳求他们别这样做，但是这些自己动手者却觉得，为了知识，冒这样的险是值得的。

事实上，有两个问题促使这些外科医生这样做。第一，局部麻醉有没有可能用来执行大手术？它能否充分地阻断疼痛吗？很难找到患者乐于做志愿者，帮助回答这一问题，所以看起来只有外科医生把自己当成小白鼠才比较合适。第二，用自我手术的方式执行大手术从身体条件上可能实现吗？答案可能会帮助到那些身处与世隔绝的地区，不得不拯救自己的外科医生。每一名后继者看起来都不知道其前任的存在，所以同样的问题被答了一遍又一遍。当然，各种不怎么属于科学的动机也激励着研究者—单纯的好奇、寻求冒险，以及炫耀的心理—所以就算他们对自己的前任有所了解，他们可能还是会照样继续下去。

开路先锋是亚历山大·费泽库，罗马尼亚雅西市圣玛丽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1909年9月29日，他的一位同事尤瓦拉教授给他的脊柱注射了麻醉剂，随后费泽库拿起手术刀，开始在自己身上工作，修补疝气。他说他的具体目标是证明人的意识、智力和手的灵巧性是不可能因为一针脊柱内注射就减少的。手术很成功。他在之后只有轻微的头疼，而这一点的原因他归结于麻醉剂。

三年后，法国土伦的圣芒德里耶医院的外科主任朱尔斯·勒尼奥在自己身上执行了一个类似的手术，修补了一处疝气，但他没有使用脊柱麻醉的方法，而是靠着皮下注射可卡因和吗啡来阻断疼痛。他还加入了夸张的行为。他为几个站在旁边观看的同事，一步步详细讲述了手术。当手术进行到腹股沟韧带附着的粗神经纤维时，他暂停了手术，朝他的同事咧嘴笑笑，然后开始像弹琵琶一样用手指漫不经心地弹拨这些纤维。他说他在自己的神经纤维上弹拨时完全不觉得痛。手术很成功，在诺曼底休养了几周后，勒尼奥完全康复了。

在同一年，旧金山的法国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贝特拉姆·奥尔登执行了第一场自我阑尾切除术。和费泽库一样，他用了脊柱麻醉，声称这是想要证明他的头脑依旧能保持清醒，动作技能也不受影响。然而，他遭到同事的公然反对，其中马蒂斯医生在手术进行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动。最终马蒂斯威胁说如果奥尔登不停下来他就离开手术室。奥尔登不情愿地把手术刀递给了另一位外科医生，对方完成了工作，没能让奥尔登享受从头到尾完成实验的愉悦。

非凡的凯恩医生

自我手术运动中断了九年，但它因为埃文·奥尼尔·凯恩，于1921年强势回归了报纸头条，这个名字会在专业自我手术的年鉴中超越其他所有存在，因为他时至今日，仍然是自我手术唯一的系列实践者。凯恩是宾夕法尼亚州声名显赫的凯恩家族的一员。他是凯恩顶峰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该医院由他的母亲于189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凯恩镇建立。而此镇是他父亲在1863年建立的。所以他是当地的贵族—可不是工作人员会轻易违背的人。他的弟弟托马斯也是该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凯恩1919年第一次尝试自我手术，五十八岁的他小指感染了，他决定自己把小指截断。然而，他那个因自我手术而闻名国际的称谓，是在两年后他得了慢性阑尾炎之后才到来的。一开始，他安排了自己的兄弟来摘除发炎的器官，由医院的顶尖工作人员协助，但是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时，他突然改变了心意。据凯恩自己说：“我宣布了我的决心，开始依靠自己进行手术，这令他们惊慌失措。”

为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腹部，凯恩用枕头垫高了自己，然后命令麻醉师把他的头向前推。他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和肾上腺素，随后他快速切开了浅表组织，找到了肿胀的阑尾，把它切了下来。他让自己的工作人员缝合伤口，反正他通常都会把这项任务留给他们。整个过程花了三十分钟。当时人们在房间里乱转，不确定他们该做什么，凯恩提出要不是手术室里混乱的气氛，他可能会更快地完成手术。

手术中出现了短暂的慌乱。据凯恩说，这是由于“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两三节肠子意外地掉了出来”。这在他暂时起身呈坐姿时发生。凯恩让一名助手将肠子推回腹部，然后回到了手术上。凯恩坚称，如果是其他医生，尤其是他的兄弟，没有“略微过度地兴奋”的话，手术本可以更顺利。他们的表现使他感觉有些忙乱。

凯恩很快康复了。十四天后他回到了医院，开始给其他患者做手术。他的自我手术在全球成了头条，比此前任何自我手术吸引的注意力都多。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清楚。也许因为他的家族声名显赫吧。但即使他没有开展自我手术，凯恩仍然可能作为一名医学特立独行者而为自己赢得名声。例如，在飞行出现的早期，他开展了一项自我实验，飞到五千英尺高空来测试他的心脏在高海拔位置的表现。他是第一批推广使用镭治疗癌症的医生之一。他发明了一个设备，提高对急诊病症静脉输液的管理。他还给手术室引入了使用留声机的做法，主张音乐不仅能让手术中有意识的患者平复心情，还节省了医生不得不和他们对话的时间。

这些是他接受度高的点子，但是他也有很多不中用的点子。比如，他试图普及石棉绷带做外科绷带，声称因为它们防火，所以也可以被轻易消毒。在凯恩的自我阑尾切除术之后，他提出建议，通过法律要求所有儿童都摘除阑尾，不管他们有没有得阑尾炎。1925年，他开始给他所有的手术签名，做法是在患者皮肤上用碳素墨水刺一个小文身。他的签名是字母K的摩尔斯电码（横点横），他建议外科医生都采取标准化的文身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患者皮肤上写下相关的医疗事实。轻易就可以看到的信息当然会在紧急手术的情况下派上用场，但是患者拒绝将他们的医疗记录写在自己的身体上，所以这个点子从来没有流行起来。

1932年，当凯恩七十一岁时，他发现自己需要动手术修补因为骑马事故而造成的疝气。尽管他年事已高，且疝切开手术有切到股动脉的风险，比阑尾切除术要危险得多，但当他决定自己动手时，没人觉得惊讶。至少这一次他在上手术台前还告知所有人了。于是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且唯一一个给自己既做了阑尾手术又做了疝气手术的人。

在手术过程中，霍华德·克利夫兰医生一直站在旁边，准备着万一出了什么错就立马接手。在场的还有凯恩的儿子菲利普、几名护士和一位记者。凯恩在手术台上将自己撑起来呈半坐姿势，然后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手术，在他切开组织时还和护士开着玩笑。只有麻醉剂药劲过去时，他才显出了一次疼痛，然后要求再注射一针。当面临手术的关键环节时，他夸张地宣布：“风险就在眼前，我必须面对它。”在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后，手术没有意外地结束了。像以前一样，凯恩没有自己缝合伤口，而让克利夫兰医生来缝合。克利夫兰同样在最后加了个修饰，将凯恩的签名记号文在了切口上面。

一开始凯恩似乎从手术中恢复得很好。两天后，他下了地，协助克利夫兰医生做了一台手术。然而，他却没有完全康复。不到三个月，仍处于虚弱状态的凯恩患上肺炎去世了。

自我手术风潮的结束

尽管1921年凯恩医生成功的自我阑尾切除术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报道，但它并没有引发许多其他外科医生的仿效。事实上，还是有两位医生跟随了他的脚步。1929年1月，巴西贝洛哈利桑塔市的圣维森特—保罗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大卫·拉贝洛于上午八点出现在手术室里，告诉那里聚集的实习医生、学生和护士，他们将有机会见证一个有趣的疝气手术，他将是手术的患者。“谁来做手术？”他们问道。“还是拉贝洛本人。”他轻快地回答。手术很成功。

差不多过了二十年，1948年12月，德国汉堡的西奥多·赫尔医生在花费几乎五个小时的手术中摘除了他自己的阑尾。像凯恩一样，他弓起身子以半坐的姿势工作。他告诉媒体他在自己身上做手术纯粹是“出于职业上的好奇”。为什么他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完成手术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是什么结束了这段对实验性自我手术的短暂热情呢？也许不过是因为其新奇劲儿过去了吧。毕竟，这比噱头好不到哪儿去，外科医生从中什么也得不到，却很容易有所失。（有可能一些外科医生仍在进行小型自我手术，但这些活动并没有在医学期刊中得到报道。）然而，尽管不一定有什么意义，但很有趣的是，自我手术运动的结束与手术室中不再广泛使用可卡因的时间恰好相符。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外科医生倾向于安全性更高的局部麻醉剂（没有成瘾的风险）如普鲁卡因和利多卡因。没有了可卡因，自我实验或许不像以往那样令人兴奋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自我实验重新变回了仅限于绝望者和疯狂者实践的活动。在绝望者中，有一名年轻的苏联外科医生，利奥尼德·伊万诺维奇·罗格佐夫，他在1961年4月，驻扎在南极洲阿斯特丽德女王海岸的新拉扎列夫科考站时，患上了阑尾炎。由于暴风雪，他无法返回主基地，面临着如果不自己摘除阑尾就会死的情况。如果知道其他外科医生以往曾经成功地自己摘除过阑尾，他可能还能得到一些宽慰，但他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自己是个并不情愿的医学先锋。但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罗格佐夫身边并没有专业的协助。他的助手是一名惊恐的气象学家和一名机械师。所以当南极洲的风在户外呼号时，年轻的外科医生紧张地切开了自己的腹部。所幸一切都进展顺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返回了苏联。

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999年，驻扎于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的杰里·尼尔森医生发现她的右胸长了一个肿块。她通过卫星连线咨询美国的医生，医生建议她对肿块进行活检。然而，她是科考站唯一的医生，而南极的冬天使飞机几乎半年都无法降落，这意味着她只能自己动手术，而她也这样做了。随后，在了解到肿瘤是癌性的之后，她自己进行了化疗。一架安装了滑雪板的飞机比原定计划提前几周来到南极，终于把她安全地接回了家。回国之后，她走上了新的职业道路，成了一名励志演说家。

只要我们仍继续将外科医生派到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点—南极，或者也许是月球或火星执行长期的太空任务—就很有可能有更多的医生最终不得不将手术刀对准他们自己。然而，实验性自我手术似乎不大可能再复苏了。但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一天，机器人和遥控手术的发展能使外科医生做一些以往无法想象的事，比如在自己的大脑上做手术。进行自我大脑手术或许对未来的一些大胆的外科医生来说是无法抗拒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