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巷的味道,是活的。
它不像掖庭那股皂角混着汗酸的沉闷,也不像中曹墨香里藏着纸灰的寡淡。永巷的味道是粪车碾过青砖时溅起的臭水,是阴沟里沤烂的淤泥被太阳一晒蒸腾出的腥甜,是灶灰混着烂菜叶在墙角发酵后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刚到永巷那几天,崔晏每顿饭吃完都要干呕一阵。不是矫情,是鼻子不认。吴婆递给她半块生姜让她含着,说姜能压味儿。她含了,辣得眼泪都快出来,但那股翻涌的恶心确实压下去了。后来她含了大半个月的姜,慢慢也就习惯了——不是味道变淡了,是鼻子认了命。
永巷的日子比掖庭更简单。掖庭人多,光是洗衣局就有好几十号人,舂米房、织室、各处洒扫的加在一起少说上百。永巷满打满算不到二十个,管着全宫上下的粪车和垃圾。活分几等:推粪车出宫的最苦,天不亮就得起来,拉着满载的板车走好几里地到城外的粪场,来回一趟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下粪坑清淤的更要命,永巷地底下连着一条排污暗渠,每隔一阵子就得有人下去清淤泥,上来时浑身臭得连自己都嫌弃自己,干这活的人十个里有八个活不过四十。
崔晏分到的活是收桶,比前两样好一些,也只是从“要命”变成了“半条命”。每天寅时三刻就得起来,跟着吴婆推着板车去各宫收粪桶。从东北角的上阳宫开始,一路往西收到昭阳宫,再到永宁宫外围的几处偏殿。各宫的桶份量不一,得宠的宫室桶小,主子吃得精细,桶也不沉;不得宠的宫室连粪桶都比别处大一圈,里头的厨余废料多,死沉死沉的。
“上阳宫那位贵人,去年冬天就不得宠了。”吴婆一边利索地把桶搬上板车,一边努了努嘴,“不得宠的宫室连伙食都扣,饭菜粗了,桶反倒沉了。你看昭阳宫的桶,轻轻巧巧的,人家吃的是细粮。咱们永巷的人,吃的跟人家拉的差不多。”她说着自己先笑了,笑得脸上的冻疮疤挤成一团,“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一个小丫头又不懂。”
崔晏把桶搬上板车,说了句懂的。吴婆看了她一眼,没再追问。
吴婆这人,嘴上刻薄,心肠却软。崔晏第一天收桶就被她骂了——“笨手笨脚的,像只断了腿的螃蟹。”骂完还是蹲下来手把手教她怎么抠桶沿上的冰碴子,怎么用破布垫着手搬桶省力气。崔晏问她怎么知道这么多窍门,她不耐烦地说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再笨也学会了。后来崔晏帮她收了好几天的桶,两人的话才渐渐多了起来。她告诉崔晏自己是渤海郡人,黄河决了口子淹了老家,爹娘都淹死了,叔叔把她拉上来转手就卖给了宫里的人牙子,卖了二两银子。那年她十一岁,跟崔晏差不多大。
“你恨你叔吗?”
“恨过。”吴婆把桶搬上板车,拍了拍手上的灰,“后来不恨了。他不卖我,我自己也得饿死。那年水灾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谁不想活着?他卖我是为了给我一口饭吃——虽然这口饭也没好到哪里去。但说来说去都是命。命不好,谁都别怨。”她顿了顿,忽然问崔晏,“你说你不信命?”
“不信。”崔晏把最后一个桶搬上去,语气很平,“七岁那年我看着阿娘被拖走,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命这种东西,你信了它,它就真成了你的命。你不信,它就拿你没办法。”
吴婆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一声。那是崔晏第一次见她笑——不是冷笑,不是嘲讽,是真觉得有意思。“你这丫头,也不知道是谁教出来的。我在永巷待了二十多年,头一回听见有人说这种话。”
“阿父教我认字,阿娘教我怎么活。”崔晏说完推着板车往前走,没回头。她没说出口的是——母亲教她的最后一课,是被裹进破席子里拖走时那双没有闭上的眼睛。那双眼睛教会了她一个道理: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来救你,你得自己活。
永巷的人命不值钱。这是曹公公说的。曹公公是永巷的管事,花白头发,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他在宫里待了大半辈子,从一个小太监做到永巷管事,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座宫城。他对崔晏还算照顾——崔晏被贬过来时刘嬷嬷提前托人打过招呼,曹公公便没让她去干那些要命的活,分给她的收桶差事虽苦,但至少不短命。
“在永巷,不短命就是最大的福气。”曹公公坐在粪车棚子旁边,手里捧着一碗粗茶慢慢喝着,“永巷每年冬天都要死几个人。冻死的、病死的、掉粪坑里淹死的——什么样的都有。你年纪小,别往前头凑,把自己手上的活干好了就行。”
崔晏点头,在心里把这话记下了。她本来就话少,到了永巷之后更沉默了。掖庭教会她“挨了打要站起来”,永巷教会她“有些事看懂了也不要说”。这两种道理加在一起,就是在最底层活下去的全部秘诀。
到永巷的头一个冬天,崔晏在后墙根下开了一小片菜地。那块地巴掌大,堆满了碎砖烂瓦,连杂草都不愿意在那里长。她每天收完桶回来搬几块碎砖,花了十来天把地清了出来。曹公公看了问她种什么,她说芫荽。
“大冬天的,你种什么能活?”
“试试。”崔晏把赵阿满给的芫荽籽从怀里摸出来——那是她离开掖庭时赵阿满哭着塞给她的,用破纸包着,说是洗衣局旁边那棵老芫荽结的籽,让她去那边种,种活了就当还她教写字的。崔晏一直贴身藏着,跟父亲的残稿和母亲的玉佩放在一起。她把芫荽籽一粒一粒地摁进土里,从粪车棚子旁边铲了些腐熟的肥土盖上,每天用洗手的雪水浇一遍。吴婆蹲在旁边看了直摇头,说这破地方草都懒得长,你能种出什么来。
过了七八天,土面上鼓起几个极小的包。又过了两天,一棵近乎透明的嫩芽从土缝里探了出来,在北风里抖抖索索的,却怎么也不倒下。崔晏蹲在地上看着那棵嫩芽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敲吴婆的门。吴婆披着棉袄出来,嘴里嘟囔着大半夜的折腾什么,被她拉到墙根下蹲着一看——那棵芫荽芽在雪光里泛着微微的绿。
“还真让你种出来了。”吴婆蹲在地上看了半天,又重复了一遍她刚来时说过的话,“你这丫头,有点意思。”
开春之后,芫荽苗蹿到了两寸高。深绿色的叶片在灰扑扑的永巷里格外扎眼。曹公公路过时也停下来看了两眼,啧了一声,让崔晏搬几个碎砖头把菜地围起来,免得让野猫给刨了。
然后瘟疫来了。
先是东边屋子里的老何头倒下了。老何头是个哑巴,在永巷推了二十多年粪车,没说过一句话。那天早上同屋的人去叫,发现他浑身滚烫,脸上全是红疹子,叫他也没反应。到了中午就开始说胡话——哑了一辈子,忽然发了声,含含混混的,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断断续续地蹦出几个字,像是“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