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渐渐忘了那场爆炸。
北城的报纸不再登了,军校的废墟上盖了新楼,死伤者的名单被收进档案柜,落满了灰。偶尔有老人提起,也只说一句“那年冬天,炸死了好多人”,然后摇摇头,不再说了。
江陵也忘了。月官园照常开门,照常唱戏,茶客们照常嗑瓜子、喝茶、叫好。没有人再提起苏老板——那个在帘子后面被一刀刺死的女人。只有老一辈的戏迷偶尔会问一句:“你们老板呢?”苏年站在柜台后面,笑了笑,说:“我就是老板。”那人看看她,哦了一声,没有再问。月官园的老板还姓苏。但知道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从前那个苏老板了。
一九三六年,秋。
北城的天气凉得早。沈暮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槐树。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往下落,落在青石板上,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去。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军队操练的口号声,一声一声,短促而有力,像是有什么东西绷紧了。北边又不稳了,君泽前几天提过一句。沈暮没有接话。她只是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落叶,转身走到桌前。桌上放着一只木匣,里面是两盒骨灰。一盒是沈行知的,一盒是沈朝的。她伸出手,摸了摸木匣的盖子。凉的。
沈行知是去年冬天走的。他走的那天,北城下了很大的雪。沈暮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比她记忆中凉了很多。她想起小时候,父亲用这双手替她扎过辫子。笨手笨脚的,扎得歪歪扭扭,她哭着说不要了,他就拆了重来,拆了又重来。后来她再也不扎辫子了。她把头发剪短。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她的短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像你娘。”他说。
沈暮那时候不懂。现在她懂了。
“爹。”她叫他。
沈行知睁开眼睛,看着她。他的眼睛已经很浑浊了,看不清什么了。但他看着她的脸,看了很久。
“朝儿。”他叫她。
沈暮没有纠正他。她穿着沈朝的衣裳,梳着沈朝的发型,坐在沈朝的房间里。她是沈朝。
“你妹妹……”沈行知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她走的时候,疼不疼?”
沈暮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任它流。
“不疼。”她说,“她走的时候,不知道疼。”
沈行知闭上了眼睛。沈暮跪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一动不动。窗外的雪停了,天亮了,父亲的手彻底凉了。
她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君泽推门进来,看见她还跪在那里。他没有说话,走过去,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
“该起来了。”他说。
沈暮没有动。她低着头,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她伸出手,替他把被角掖好,然后站起来,腿已经麻了,她扶着床沿站了一会儿。
“准备后事吧。”她说,声音很轻。
君泽点了点头。
父亲和哥哥的骨灰,要带回去。这是她欠母亲的。母亲姓叶,死在江陵,葬在江陵。父亲从北边来,颠沛流离半辈子,在江陵遇见了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死前最后一句话不是交代后事,不是说“你要撑起这个家”,而是——“把我带回去,带到她身边。”沈暮知道,“她”是谁。
她把那只茶碗从抽屉里拿出来。碗沿上缺了一个小口,拇指正好可以卡在里面。碗底刻着一个字——“叶”。叶盼云的叶。她不知道这只茶碗是父亲从月官园买走的,不知道这是母亲差点失手打碎的那只。她只知道,父亲攥了它一辈子,攥到死。
她把茶碗放进木匣里,和两盒骨灰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