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陈默,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之前,我以为人生是一条虽然偶有弯曲但总体向上的直线。
省城最好的私立中学,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语文教研组骨干,连续三年优秀班主任,有一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妻,有一套正在还贷的两居室。
这些东西拼在一起,就是一张世俗意义上合格的成年人身份证。
我每天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走进教室,对着一群家境优渥的孩子讲朱自清和鲁迅,下了班和同事喝酒吹牛,周末陪未婚妻逛家具城挑婚床。
我以为余下的人生就会这样平稳地滑行下去,直到退休,直到老死。
我错了。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
一场被牵连的人事斗争,一封匿名举报信,一次被恶意剪辑的录音。
具体细节我不愿再回忆,总之三个月之内,我丢了工作,丢了未婚妻——她在她父亲的安排下迅速嫁给了一个教育局副处长,我丢了那套还没还完贷的房子,也丢了对生活全部的热情。
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省城名校教师,变成了一个在三流小旅馆里灌着劣质白酒、连自杀都懒得动手的废物。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的。
她和我父亲在我上大学那年离了婚,各自重组了家庭,此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只剩下逢年过节的一条短信。
但儿子出事,当妈的终究坐不住。
她坐了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老家赶来,在旅馆里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三天没洗澡,胡子拉碴,眼眶凹陷,桌上堆着十几个空白酒瓶。
她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什么都没说,转身出去给我买了一份粥,看着我喝完,然后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我母亲出身于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家庭,亲戚遍布好几个省份,互相之间几十年不走动,但真有事的时候,那条隐形的血缘网络竟然还能运转。
她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话,从她的大姐打到二舅,从二舅打到三姨,从三姨打到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
我靠在床头,听着她用近乎讨好的语气辗转托人,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感激,而是一种更深的、几乎要把我溺毙的羞耻。
三天后母亲告诉我,事情办妥了。
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教育系统有关系,能把我塞进一所公立中学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我问是哪个亲戚,母亲含糊地说了一个名字,我只记得那亲戚姓张,说她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才联系上的,人家不图回报——就当是她替她丈夫周家还一笔旧债。
我当时心灰意冷到极点,对这些细节全然不上心,连那个名字都没记住。
我只知道,我将要去一座我没去过的城市,在一所我从未听说过的学校里,重新开始做一个老师。
当然,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时的我只是一条被冲上岸的鱼,随便哪只手把我扔回水里,我都会拼命地游。
(二)
说是初中,其实就是城乡结合部那种被遗忘的学校,初高中混在一起。
教学楼外墙的瓷砖掉了一半,操场的塑胶跑道翘起边角,露出下面黑灰色的水泥。
办公室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发霉的试卷味和劣质茶水的苦涩。
我被分配教语文,兼班主任。
校长在给我办入职手续的时候,连头都没怎么抬,只丢下一句"别出大乱子就行",仿佛在签收一件勉强能用的二手货。
开学前一天傍晚,我独自去了学校。
暮色把破旧的操场染成一片模糊的灰蓝,几只野猫蹲在双杠下面舔爪子。
我沿着走廊慢慢走,经过一间又一间门牌剥落的教室,最后在七年级三班的门口停下来。
门没锁,我推门进去,按亮灯。
日光灯管的镇流器嗡嗡响了半天才勉强亮起来,惨白的光照着三十张坑坑洼洼的旧课桌,照着黑板上前任班主任留下的、没擦干净的粉笔字。
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荒芜的操场和远处模糊的楼群。
胸口堵着一团沉甸甸的东西,不是悲伤,比悲伤更淡也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