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查我了。
起初只是小动作——翻我的衣领,闻我的外套,趁我洗澡的时候翻我的手机。
她的手机里藏着那么多秘密,却以为我的手机干干净净。
后来动作越来越大,开始在我加班的时候突然打电话,说要给我送饭;在我晚归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我从哪辆车里下来。
那天她又打电话了。
我正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买饭团,手机响了,她的名字。
“老公,你在公司吗?”“在。”“我正好在你公司附近,给你带了汤,你在几楼?”我捏着饭团的手停了一下。
“不用了,我马上要开会。”“我就上去一下,不耽误你。”“真的不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是不是不在公司?”她的声音变了,变得尖锐,像一根针。我深吸一口气,语气平稳得像无风的湖面:“我在公司,但要开会了。你把汤放在前台,我开完会拿。”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她说了声“好”,挂了。
我在便利店门口站了几秒,然后打了辆车,回公司。
从前台拿汤的时候,前台小姑娘笑着说:“陈哥,嫂子对你真好。”我笑了笑,提着保温桶上楼。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同事们都在工位上埋头干活,没有人注意到我打开保温桶。
排骨冬瓜汤,还冒着热气。
我喝了一口,咸了。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做菜就会咸。
那天晚上,我故意晚归。
进门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很大。
她没看我,眼睛盯着屏幕,但我知道她的余光一直追着我。
我换了鞋,把包放下,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然后回到客厅,在她旁边坐下。
“汤很好喝。”我说。“嗯。”她应了一声,眼睛还是没离开电视。
沉默了一会儿。
电视里在播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身体绷得很紧,像一张拉满的弓。
“你今天,”她终于开口,声音硬邦邦的,“真的在公司吗?”“真的。”“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去?”“我说了,在开会。”“什么会?”“季度复盘会。”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不是愤怒,不是伤心,是一种被堵住了嘴却说不出话的憋屈。
她想追问,但她不知道怎么追问,因为她没有证据。
她只有直觉,而直觉在法律上什么都不是。
这一点,她比我清楚——因为过去八个月,她就是靠直觉躲过我的追问的。
每一次我起疑心的时候,她都是用“你想多了”“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疑神疑鬼了”来搪塞过去。
现在,轮到我了。
“老公,”她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强压着情绪的颤抖,“你最近到底怎么了?”“没怎么。”“你骗人。”她的眼眶红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不会不让我去你公司,不会这么晚回来,不会跟我说话的时候不看我。”
我转过头看着她。
她的眼眶红红的,嘴唇微微发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
如果我不知道真相,我一定会心软。
我一定会抱住她,说“对不起是我不好”,然后告诉她我最近所有的异常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