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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存给人活路 存己财路（第1页）

¤生存——给人活路存己财路

胡雪岩的一生，拥有过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达到了许多人无可企及的巅峰状态，但最后却因为一个污点，东窗事发，一败涂地，郁郁而终，令人为之痛惜。然而，胡雪岩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智慧。这些智慧将为我们指引出一条生存之道，它们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善驾时事，方有胜算

中国历代帝王把为政之道归纳为：“深谋、杀伐、聚贤、用势”，由此可见用势对于为政、经商等都非常重要。

胡雪岩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那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开始固步自封。近代史前期的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

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已经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效仿，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这也正应验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墙倒众人推”，当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平民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据《清实录》道光、成丰两朝所载，从1842年到1852年这十年之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九十二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等也纷纷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腐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罄悬必使百业受困。十九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财富来作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传统的崇农抑商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使“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纽带作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

加上封建政权租给农民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

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国门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巨大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了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推行洋务新政，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上出现了“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晚清的那个时代为胡雪岩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社会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像胡雪岩一样的人就都能成功。重要的是胡雪岩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能够把握这个时代中的时局变幻和时事变迁。这一点正是胡雪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和跟洋人打交道方面。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赋，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所以能够先人一招，从容应对。只要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

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的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他们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最直接的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的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的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

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