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任处长后的日子,比苏清晚预想的还要忙。
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桌上的文件摞得比人还高。
以前当副处长的时候,她还能抽空回家吃晚饭,现在能赶上末班公交车就不错了。
幸好公婆回来了。钱容新包揽了接送孩子和做饭的活,江立国负责检查晨曦和晨光的作业。
苏清晚早上出门的时候,两个孩子还没醒;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了。
1985年的春天,外贸经营权进一步下放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系统。
苏清晚作为坚定的改革派,成了改革的排头兵。
赵同找她谈话,开门见山:“部里决定派你去特区调研,深圳、珠海、厦门,都要走到。回来写一份报告,为下一步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好,我去。”
深圳比她想象的热闹。
到处都是工地,吊车林立,尘土飞扬。
标语刷在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她在特区管委会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第一批拿到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主。
调研持续了半个月,她走访了十几家企业,开了七八场座谈会,笔记本写满了三本。
回京前,特区管委会的老周到车站送她,握着她的手说:“苏处长,政策上再松一点,我们就能跑得更快。”
在调研要结束的时候,特区这面还安排了一场晚宴。
“晚宴就不必了,我们也准备回京了。”
“苏处长,这晚宴呀主要目的是有好几位港商想跟你聊聊,你也知道,他们这些人呀,对咱们的政策不怎么了解。”
宴会设在深圳最好的酒店,苏清晚换了一身藏青色的套装,去的时候人已经不少了。
“苏处长!”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站起来,操着带粤语口音的普通话,
“久仰久仰,敝姓霍,做电子元器件的。这次政策调整,我们可盼了好久啊。”
苏清晚跟他握了握手,刚坐下,又有两个人端着酒杯过来。
话题很快就转到政策上——进出口配额、外汇留成比例、审批流程能不能再简化。
正谈着呢,宴会厅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苏清晚抬起头,看见人群自动往两边让开,像潮水分流。
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他的身边跟着一位年轻女士,穿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耳朵上坠着两颗珍珠,不大,但很亮。
人群里有人在低声议论:“这位怎么也来了?”
“听说李家也挺看好内地市场的,应该也是来考察的。”
“那位三太太还真是够受宠的,李先生去哪儿都带着……”
“可不是吗,挤得大房生的那几个孩子都快没有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