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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老庄的冤屈及其悖论 寓言体的妙用（第2页）

君主一般总是希望“亲而誉之”的，这也许符合儒家的“礼治”了。但主观上的好不一定有客观上的好。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体人民，只会造感更严酷的专制，哪怕他自以为代表着人民。下面“畏之”，这大概算是法家的“法治”（其实，这一“法治”与今日“法治”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严刑酷法的后果，古今比比皆是。至于“侮之”就不说了。因此，老子这一观点，比儒、法诸家都要先进得多、彻底得多。

所以，庄子主张“天运”，顺从自然的运转，应时而变。例如，他在《天运》篇中，就针对孔子要（在鲁国）恢复周礼的事，借文中师金的口说：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薪行周于普，是扰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块。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这能说庄子是主张复辟倒退么？习惯于一种模式的线性思维，一旦被阻，便乱打棒子，庄子冤哉！他主张“弃圣去智”，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人类的异化，并不认为人类非返回原始时代不可。自然本身也是在发展的，纵然它很缓慢，但毕竟是在发展，人脱离了自然的行程，固然是进步，但也带来了异化，单纯用进退来解释历史，也是一种机械论。

理解了上述老子、庄子的几段话的宗旨，我们对“小国寡民”之说，也就不会简单斥之以“奴隶主城邦制”或“复古倒退”了。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并不是单向的，也应允许有多种选择。千古传诵的《桃花源记》，不也实实在在写了“小国寡民”，甚至引用了不少老庄的话么？可人们为什么喜欢它，向往它，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理想的一个方面。我们说它具有审美价值，更多的是指它的理想色彩。而审美比实用，毕竞要高一个层次。

所以，老庄主张的“无为而治”，恰巧是一种民主政治，是顺乎民心，顺乎自然的。“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善”（《老子·六十六章》）。统治者不成为老百姓的负担，不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所以，才一‘无为而无不为”。

反过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圣人便只会自取灭亡：“夫代大匠斯，希有不伤其手者也”（《老子一七十四章》）。物极必反，这也是一种自然。

在某种意义上，老庄对英雄史观，也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历史前进在于民，而不在于什么圣人君子。同样，对自然神论，也已经远远离开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也不再是人格化的天了。所以，老庄对于在中国史观史的史前时期残留的神意史观或天命史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可以说，以老庄为标志的“自然史观”时期，应算做中国史观史的真正开始。

其语录体及寓言式的表达，也反映了自然史观的特点。因为他们也深知，不可能完全预知“千世之后”“人相食”的异化将如何走向反面，更不可能立文字去预告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直觉更不能以理论来把握，而惟有借助干形象。庄子的聪明，更是在伊索之上了。直到今天，不少理论家才恍然大悟，并月，不得不承认，形象乃至于意象的模糊性、多义性，恰巧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提供了审美的真正标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在庄子也仍是“物之精”者，尚未到达更高的层次。不妨就这样，教人欲抓又抓不住，要理解又不理解。为此，他写了无数机智、出色的寓言，如庄周梦蝶、鼓盆而歌、混沌开窍等等，其寓意，让人永远领会不尽。关于历史的寓言，也是如此，前所述的周鲁与车舟的比喻便是如此。他是两千多年前率先领悟到人类这一高层次的思维体系秘密的，在世界上尚找不到可与他相比较的哲学家。直到两千年后，西方才有一位哲学大师猛然醒悟，宣布他要以文学的形象来表述他的哲理思考。他懊恼地说，当他一想到自己死后，那么些个研究者、教授、著作家将会把他的理论肢解得支离破碎，便感到无比的恐惧，怎么办？只好乞救于文学的形象了。可他领悟得太迟了，还没来得及建立这些形象便呜呼哀哉。后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倒是做到了这一点，不知是受这位先师的启发，还是他自己及早觉悟到了，所以，他一方面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完成了许多部文学巨著。而庄子呢，却早在两千年前便作出了这方面的实践，证明惟有形象才是活生生的、永恒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同时，形象又有水一般的整体性，不惧怕后人的肢解——随着时光的推移，形象所揭示的哲理及历史内容，是绝不会被湮没，反而会与日俱新。我说到，传记人物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比其本人生活要丰富得多，正是在这得到的启示。有人说，庄子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这恐怕有点武断吧。

下面岂非历史：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樱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肤，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投之苗于三鬼，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荣、筋，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庄子·在肴》）

其实，一部《庄子》，讲的不都是历史，都是“治国平天下”的教训及罪孽么？他只不过通过形象、事实及寓言的本身，来昭示历史的道理罢了。

《庄子·在有》篇，讲来讲去就是反对来自任何异己力量的干涉，证明人性只能自然发展而不可以横加扭曲。开篇明义：

闻在宕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性也；宕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德也。天下不**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莱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庄子的历史观到此已够鲜明的了。这与他怀疑一切、否定现实、相对主义等观念是紧密相连的，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后世稽康、李白、李蛰等人，对传统不屑以鼻，待王侯贵族傲慢无礼，追求个性自由、反抗现实黑暗……不正是从中吸取到精神的力量么？可惜，由此发脉的这一历史线索，时断时续，而且始终没得到发扬，所以才使我们的历史那么的“现实”，缺少浪漫色彩或“亮色”，人的历史主动性给扼杀、窒息。

也难怪庄子对历史是那么悲观了。

悲观也绝非坏事，悲观恰巧是看到了有价值的、或美的一切被毁灭，是一种觉醒，比麻木不仁、津津乐道“教化”还是要积极得多、明白得多。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是悲愤已极，才有荒唐之言！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看待他的激愤而导致荒唐的话，不从整体上去把握其实质呢？

时至今日，历史的悲观主义也仍有其积极作用。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正给人类以启迪么？这并没什么坏处。事物不趋向极端便不足以教人带醒，其本身也不会走向反面而获得新的生命。

同样，也有人把老庄斥之为历史的虚无主义。这让我们联想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也曾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可他们恰巧是真正的革命家。视已异化的历史为虚无，又有什么不好呢？无，才可能有所建树！充塞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休想有新的创造了。

中国人虚幻的乐观精神是与忍耐相连的，而盲目的妄自尊大，则是从“有”发端，我有四大发明，我有中庸之道，到头来整个民族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岂不可悲？

遗憾的是，充满怀疑精神的老庄哲学，却有其禁欲主义的一面，也就从内部绞杀了它的生机。所以，这点一旦为儒家（该是儒道互补）把握利用，其消极作用便可想而知了。它可以在积极的历史力量——文学艺术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但也很有限，如同文学对历史的作用很有限一样，却对历史本身的积极作用则大打折扣了。庄子的出世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则不待说了。

当然，老庄的历史观，可以归于“自然史观”阶段，但并不是自然史观的全部，他们重在“民有常性”的自然天性，比单纯以自然变化作类比是深了一层。他们的“道”，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自然无为的法则，这个法则固然仍有其神秘色彩，但已经不是有神论，或神意了，它进而否定了人格神的天。

至于自然史观本身还包括其他什么内容，我们在论述其他代表人物中再说吧。同一史观中，也是五花八门的，给予一个名称，是不得已而为之，往往概括不了，反而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