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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程朱理学 三代之治的复古怀旧心态（第2页）

他推进了二程的二性说——天理之性与气票之性。天理之性或天地之性，按理是人人一样的，因为它是先天的，但是，“气察偏，则理亦欠缺了”，所以，人的天理之性也就有了多少不同。他说：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善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善恶之心常多，而侧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准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语类》）

所以，气察的“昏明”、“清浊”则决定了圣凡、智愚的区别，气察的“多少”、“厚薄”则决定了贵贱贫富的秩序。“这个又是二气五行交际运动之际有清浊，人适逢其会，所以如此。如算命推五星阴阳交际之气，当其好者则质美，逢其恶者则不肖，又非人之气所能与也”。“天地哪里说，我特地要生个圣贤出来，也只是气数到那里，恰相凑着，所以生出圣贤，及至生出，则若天之有意焉耳”！

他提出了“理一分殊”之说：

不可认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这时各自有等级差别。

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处臣位，巨处君位，安得和乎？

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语类》）

朱熹认为，人既有“天理之性”又有“气察之性”，所以人既有“道心”，又有“人心”，即既有“天理”，又有人欲，“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个人欲出来”（《语类））。但往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欲”要遮蔽掉“天理”，可谓“理当惩的”？莫可奈何：

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率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中庸章句序））

由此，朱熹极力主张“革欲复理”。他认为，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语类》）。所以，、心对于人的理性思维、情欲是有能动作用的。光从耳目之欲出发，即“人心”；而从“仁义礼智”的“天理”出发，便是“道心”了。由于每个人都具有这两重性，若能“格物致知”，就可以使愈来愈危的“人心”由“危”转“安”，愈来愈“微”的“道心”由“微”转“著”，最后做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中庸章句序》）。

然而，由于“天理”总敌不过“人欲”，世道便每况愈下，两汉不如三代，唐又不如汉。汉高祖“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唐太宗嘛，就更“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所以，历史正在倒退：

千五百年之间正是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不过，他又自欺欺人——他看到了无可挽回的颓势，日愈深重的危机，却仍相信：

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至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珍灭他不得耳！（《文集·答陈同甫））

正因为“周孔之道”万古长存，历史上的是非，则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就是说，历史是通过“格物致知”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得从致知的高度，即“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他说：

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儿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这是在说，“天理”乃是历史的惟一准则，朱熹便提出了“陶铸历史，会归于一理之纯粹”的史观。把“天理”加于历史之中。

这“天理”，仍旧是纲常伦理，“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德”。然而这常常为“人欲”所坏，几乎无法实现。他感慨万千：“要之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的道理”，“措置天下事直是难，救得这一弊，少间就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疲于奔命。

“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他心目中，“王道”失传，“道统”中断，“两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人人都在“利欲胶漆盆中”滚来滚去，越陷越深（《文集·答陈同甫》）。夏商周三代帝王心中皆“天理流行”，历史一片光明；乃“王道盛世”，三代之后，所有帝王心中都“未免乎利欲之私”，历史一片黑暗，是“霸道”衰世。所以，随“理欲之辨”，也得在历史观上来个“王霸之辨”，要“尊王贱霸”才行。

自然，他深信“王道”不会绝种，作为其先验的原则无非是“敛藏”着，只要抓住“大根本”、“切要处”，就可以使“王道”“发用”、“流行”。

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切要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以推而见也。（（文集·答张敬夫））

这么说，帝王的心术，便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了，天理——人主之心术，就这般巧妙地契合起来。

他竞不惜**上阵，要帝王“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某当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因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与其不遵以梗吾治，何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何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这一来，他鼓吹的“王道”、“德治”又不知哪去了！

天下“一治一乱”，而且愈来愈坏，朱熹只得归于“只是理如此”！因此“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惩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语类》）。至于他所处的宋代，“看今前古治乱，哪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语类》）。言下“遂俯首太息”。

他的历史观与他的“定位不移”的伦理中心的循环论是完全一致的：“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语类））。“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论语章句·为政》）。惟有依靠“圣人”，才能依此“天理”而匡正历史：

一有聪明赛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仁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大学章句序》）

毫无疑义，这是深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欢迎，为统治者所实用的。

在朱熹那里，天理给伦理化了，伦理给哲学化了，其学说，固然深受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的推祟，在巩固极权专政、维护伦理纲常秩序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很有实用价值。所以，清朝的康熙大帝则称他的学说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朱子书全序））

13世纪以来，朱熹的学说一直被视为儒家的“正统”，其《四书集注》则成了士大夫们必读的教科书。黄斡说：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行状》）

这一论断，当时“识者以为知言”。

正因为他的学说为统治者——末世统治者所实用，并作为“官学”，他的地位也愈来愈高，这样，这一学说对于历史的滞后作用，便口见严重。近代，甚至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所利用。所以，这种史观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史观”的恶劣作用不相上下，只是带有更多的中国色彩，更重于伦理实践。这仍旧是一种蒙昧主义的历史观。如果我们要探索这近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思想原因的话，要以朱熹为药引，则是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