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损华年。……最后,还写有: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
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纵然如此,反动统治者也不曾放过他,在京辞官回乡,第二年,便暴死丹阳,相传是他主战抗英而得罪了军机大臣彰阿致死的。此公案迄今未有定论。
与龚自珍同时代的,被著名美国学者称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的魏源最早提出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技术比我们先进,他积极要求改苹,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古微堂外集》卷七)。
在历史观上,他直接继承唐代柳宗元的“势”论,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古微堂内集)卷三),与程朱鼓吹的“三代之治”针锋相对。他认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恰恰相反。哪怕“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祖庸调也;……虽圣人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虽圣天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古微堂内集》卷三)。
他进一步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便民”的,与“人情所群便”相一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古微堂内集》)
但他仍袭用“公羊三世说”,释之为“太古”、“中古”与“末世”,认为三世“气运循环,历史便由淳朴的太古递遭为中古,再由中古堕落为末世”。末世之后,“则将复还其初”。他与龚自珍一样,均将此际当做“末世”,以呼吁变法、改革,事实上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所以,在循环论上,却包含有求变、革新的近代思想的气息。
他是这么说的: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法使晋人糠批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硫病儒木。(《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由此可见,他的循环论是立足于“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古微堂内集·治篇》五)。反对厚古薄今:“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当然,他的循环论,正是寄望迅速结束其末世,而让中国迅速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希望,一种宿命论的希望。
自然,他的“势”论,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一种进化的趋势,所以,他又视之为“气运”,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宿命的力量,他说:
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
气运所生亦有二:国之将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启势,乘春阳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哀则反是。(《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这种进化之“势”,在总体上必不可免地与循环论、宿命论及英雄论相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决定了他在革新国强之际,只主张渐变式的改良,而惧怕革命,他甚至认为,“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反而会有“激而反之者”、“能发不能收”(《古微堂内集·治篇》五)的危险。
就这么一个“先行者”,仍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于是,他与龚自珍一样,晚年日趋消极,遁入空门。
事实上,作为这一阶段的启蒙思想家,虽为美国学者所高度评价,但在事实上,却较之明末思想家的启蒙思潮,仍远为倒退——由此可见清末之际,中国历史已倒退了儿百年。
这里,且引用魏源所著的、曾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产生影响的进步名著《海国图志》中的一段关于冶炼的文字,看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凭此,可见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对西方文化认识水平是何等的低下。
而明末名臣徐光启,则与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交厚,不仅共同译著了许多自然科学、生产技术方面的著作,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农业科学经验,而且还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魏源与徐光启,同为当时朝代的名臣,更同是两个时代中最先进的人物,可把徐光启对当时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与魏源的相比较,就更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巨大的历史落差。
所以,我们在这一反划分“古代”、“近代”的规矩,把李蛰、黄宗羲等划人了近代史观的这一部分,而不归人古代史观,正是说明,如果不是历史的中断,中国亦有可能从明中叶之后走向近代社会。
但历史已铸成了,不可更改了。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如何不重蹈历史的故辙了。
悲哉,魏源当日高呼:“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至后来,却落人佛教的网罗,宣称:
一切有为皆不可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与周治朴书))
在他之后,不少思想家也都走了同一道路。怪他们么?不,当时社会的恶势力,后儒们的张牙舞爪,实在是太强大了一点,迫得他们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