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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剧本老舍之死诞生记（第1页）

§歌剧剧本《老舍之死》诞生记

1

北京东四牌楼北边的钱粮胡同，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空间。1950年，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住进钱粮胡同海关总署的宿舍大院，记得父亲告诉我和姐姐：“这胡同，是当年旗人领‘铁杆庄稼’的地方。”所谓“铁杆庄稼”，就是不用劳作，按身份就可获得的钱粮。因为住在那么一条胡同里，断断续续的，听父母讲了些关于满清八旗的事情。满族八旗兵入关的时候，说好听点是生气勃勃，说难听点是杀气腾腾，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在旗的人多是彪悍自傲的。但是，定都北京，按地面分驻以后，皇帝对八旗成员采取包养起来的政策，钱粮胡同就是他们每月领取不劳而获的粮食及零用银子制钱的地方。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就有很大一部分旗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到辛亥革命之后，失去“铁杆庄稼”，又无一技之长，不少旗人只好变卖家产混日子，凡能变卖的全卖光了，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干苦力糊口，有的甚至沦为乞丐、冻饿而死。父亲说他青年时代所接触到的旗人，大多礼数周到、身体羸弱、怯懦自卑。不过父亲又一再对我们说，辛亥革命时，已经实现“五族共和”，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既然咸与维新，五族之间应无争斗歧视，大家要平等和睦地共同促进国家富强，你们同学里不管哪一族的小朋友，大家都要一起好好学习、欢乐游戏。更何况，那时我和姐姐都转入附近学校插班，学校里飘扬着五星红旗，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的民族不止五种，有五十六种之多。但是在学校里，光看服装，大家几乎全一样，分不出谁是哪个民族。

姐姐大我八岁，她到附近什锦花园胡同的一所中学插班，我则到隆福寺小学插班。我们插班的时候，学校还是私立的，没过多久，北京市的所有学校就全收归国有了，我那小学没有改名，姐姐那所中学，改叫北京市女十一中。有天姐姐放学回来，跟父母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是满族的，这个同学叫舒济。母亲听成了“书记”，颇感意外：“书记不是共产党干部里的领导吗？”经姐姐解释，才知道人家姓舒名济，因为是出生在济南，父亲这样给她取名。

又有一天，姐姐放学回来，宣布一条消息，就是舒济的父亲，是个作家，叫老舍，学校已经通过舒济，邀请老舍到校给同学们作报告，听完报告，要写作文的。父亲听了说：“原来她是老舍的女儿啊！老舍是大作家啊！”姐姐疑惑：“她爸爸姓老，她怎么姓舒呢？赶明儿我要叫她老济啦！”母亲就笑说：“别胡闹！她父亲原名舒舍予，老舍是笔名。咱们在重庆住的时候，有几年老舍一家也在重庆。老舍的小说写得可好啦，我就喜欢他写的《月牙儿》！”父亲说：“他最出色的恐怕还是《骆驼祥子》，只是你们还小，恐怕还不大适合来读。”听了这个话，我就千方百计找《骆驼祥子》，后来终于找到，背着父母读了，此是后话。

名作家到一所普通中学演讲，师生的兴奋可想而知。姐姐为把作文写好，“近水楼台先得月”，问了舒济好些问题，舒济只说：“听我爸讲吧。”讲完那天，姐姐满面红光回到家里，大家问她：“老舍讲得怎么样？”她说：“当然好啦。写作文不成问题啦。只是……老舍怎么拄个拐棍呢？”原来在她想象里，大作家，名人，应该从身体容颜上就完美无缺，因此当真实的老舍出现，表现出腿脚不利落，竟令她大出意外。我和姐姐一样，也是经过许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懂得任何生命都不可能完美，即使是会被青史记载的名人，也总是将自身的善美，裹携着人性的弱点以及外貌的瑕疵，展示于特定的时空中。

姐姐在女十一中的初中学习结束，高中考的是河北北京中学，那所学校名气不小，师资一流，考取并不容易。舒济也考到那里，这样，姐姐就继续和舒济同学。她们学习成绩都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都加入了青年团（那时候好像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此这里不简称“共青团”）。但是，那所中学虽然以北京命名，却隶属于河北省，学生高中毕业了，河北省倡导毕业生去河北师范专科学校入学，以快速提升河北省中学师资水平。这就引出了不少同学的思想斗争。姐姐那时就不想去上河北师专，那时候倒还没有多少“本科”“大专”差异的考虑，姐姐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原名《库班哥萨克》），想当女拖拉机手、农机工程师，发誓要为祖国的农业机械化贡献青春，就拒绝了被保送到河北师专，参加了全国统考，志愿填的清一色农业机械专业，最后被东北农学院农机系录取，她攻读四年毕业后，又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读了两年“拖拉机总体运用”的研究生。姐姐不去河北师专，在当时是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表现。那一届犯“个人主义”毛病的不在少数，同班一位男生崔道怡，也拒绝被保送到河北师专，结果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从普通编辑做起最后成为副主编。1977年夏末他收到一篇署名刘心武的自发来稿短篇小说《班主任》，读后上报，并给作者写信表态，后经当时杂志负责人张光年拍板，刊发于此年杂志第11期，那时崔道怡才知道，刘心武是他河北北京中学同班同学刘心莲的弟弟。

刘心莲、崔道怡当年不上河北师专的行为不足为训。但舒济却听组织的话，接受了保送到河北师专的安排，只上了一年就毕业，又无条件接受了组织分配，在北京以外工作。也曾有人议论过，以当时老舍的身份、名气，他的大女儿不去上只学一年的师专，不去外地工作，岂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但很明显，老舍没跟任何领导去为舒济说一句通融的话。当然，他的儿子舒乙，那以后被派往苏联留学了，那也是当时组织上的安排，舒乙在苏联学的是将树木化为酒精的那么一种专业。老舍确实是一个忠心耿耿听共产党话、老老实实跟共产党走、兢兢业业歌颂共产党功德的人。

老舍1949年12月才从美国回到北京，1950年就写出了话剧《龙须沟》，1951年搬上舞台，1952年拍成电影。我没看过《龙须沟》的舞台演出，但多次看过电影。少年时代看，关注点在喜欢小金鱼的小妞子身上，她陷进臭沟毙命，令我痛惜。青年时代看，懂得欣赏程疯子这个角色，这实际是个社会边缘人，弱者，但老舍从他身上挖掘出人性善美，超越意识形态，构成久远的审美价值。中年时看光盘，更加惊异“文革”老舍投湖自杀后，《北京日报》竟出一整版批判文章，狠批在剧里喊出“毛主席万岁”的《龙须沟》为大毒草。生命，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所处时空的人质。绑架你的力量要将你“撕票”，那就没有什么逻辑可循，或者可以任意编造“逻辑”；“文革”中有人被揪出打为“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有人领呼“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时，他旁边有人举报他喊成了“万岁”，从而将他揪出质问：“为什么减少一万倍？！”其实他即使喊了“万万岁”也还可以用别的“逻辑”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80后”“90后”注意：这是那十年里最常见的斗争用语）。

老舍剧作里的精品应属《茶馆》，1958年首演我就看了，如饮佳酿，醉中回味，有许多感慨却不能道出也不必道出。后来不知怎么的停演了。1963年，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十三中任教，学校离中国京剧院所属的人民剧场很近，一日路过，忽然发现售票处在卖《茶馆》的票，一时以为是改为了京剧，过去询问，原来是北京人艺把话剧挪到这里来演，北京人艺自己的剧场则在演出反映“十三年”的歌颂性剧目。赶忙买了两张票，约当时在北京轻工业设计院的二哥一起来看。在人民剧场的这一版《茶馆》，跟过去版本比，有些改动，比如第二幕增加了学生在茶馆外游行，学生领袖站到茶馆门口板凳上激昂演讲的片断，当时也就理解，这剧里的三个主角恐怕都属于“中间人物”，全剧缺乏“亮色”，打点这样的“补丁”，可免“调子低沉”之嫌。那次在人民剧场的演出非常低调，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都无报导评论，只演了几场，就偃旗息鼓。后来知道，1962年已经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已经提出来文艺创作要“大写十三年”（即1949至1962的新政权下的成绩），那时连起初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电影《鲁迅传》也因非“十三年”里的题材而停拍，“十三年”外的《茶馆》的演出，真有些个“偷偷摸摸”的味道。

后来，1966年夏天，就爆发了“文革”，老舍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尽。

2

1986年，是老舍投湖二十年祭。

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1966年，我还是一个在中学里被吓傻了的年轻教师（那时被划归为“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1986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竟成为了全国重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当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还是王蒙，他1966年的时候还窝在遥远的伊犁农村，1986年时却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并到文化部任正部长，他几次到我家说服我，让我去接替他当主编，我终于答应后，1986年主持工作但不在杂志上印为主编，1987年再在杂志上以主编亮相。

我也算得“新官上任三把火”，说好听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难听了是“鸡毛封蛋不自量力”，想立刻让杂志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性面貌。我将北岛的长诗《白日梦》刊发在显著版面，将高行健的短篇小说《给我姥爷买鱼竿》作为头条推出，约刘绍棠写来风味独特的中篇小说《红肚兜儿》，又竭力推出广东青年女作家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当时她还是海关的工作人员）……我想到二十年前老舍的悲壮辞世，心潮难平，我知道约写相关的追怀散文不难，却刻意要组来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

我首先找到了汪曾祺。汪曾祺1950年到1957年左右曾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联袂主编的《说说唱唱》当编辑，他当然熟悉老舍。1986年的时候，人们已经淡忘汪曾祺是“样板戏”《沙家浜》剧本的执笔，他那时因连续发表出《受戒》《大淖纪事》等秉承沈从文风格的短篇小说而广被赞叹，他自己似乎也定位于小说家而非剧作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完成了京剧剧本《裘盛戎》，自己很得意，剧团却冷淡，根本没有排演的打算，“不如写小说，没那么多牵制”，我就告诉他我找他正是来约他的小说，但“有牵制，是命题作文”，他一听有点不快，我马上告诉他，今年是老舍辞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夏秋祭悼一下，发点散文诗歌不难组稿，但我想请人写成小说，以小说形式来表现老舍之死，这样分量重一点，希望他无论如何支持一下。他听后眼睛发亮，表扬我说：“你的想法很好。《人民文学》能发小说来纪念老舍，非同一般。你把这题目交给我，我责无旁贷。我应该写。老舍之死值得写成小说。”但是，他稍停顿了一下，却说：“难。这个题目太难。”我说：“您别打退堂鼓啊。我们等着您哩！”他终于答应“试一试”，又说：“其实你们可以多发几篇。也不定要我写的。”

那时苏叔阳已经写成了多幕话剧《太平湖》，并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我就又找到苏叔阳，跟他说：“你既然话剧剧本都写了，再写篇小说有甚难的？”1978、1979年间，我因短篇小说《班主任》，他因话剧《丹心谱》，成为引人瞩目的文艺新人，我们算是“同科出道”，一度来往较多，也很能同气相求，他对我的约稿热情允诺，表示一定写篇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以飨读者。

那时舒乙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有次遇上，我就告诉他《人民文学》杂志打算以小说形式来表现他父亲的辞世以为祭悼，他听了很兴奋、很期待。

汪曾祺和苏叔阳的小说稿陆续到达编辑部，我们编发了，但反响不如预期。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也未能成为一个保留剧目。

老舍之死，应该以艺术形式呈现，既有的作品不甚成功，那么，期待将来会有新的尝试吧。这个题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3

1988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盖了一栋宿舍大楼，在安定门护城河边。我家搬了进去，舒乙一家搬了进去，他母亲胡絜青也搬了进去自住一个单元。舒济坚守在他们家的老四合院里，后来那里成了老舍故居博物馆，她就担当起馆长的职责。就我和舒乙而论，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没来过我住的单元，我也只去过他住的单元一次。但舒乙在我遭逢逆境时，能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为我说上几句公道话，事后我听说了，很是感动。记得林斤澜大哥——他曾替老舍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跟我说过，1960年，丁玲虽然几年前被打成“反党分子”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并未取消她作协理事的身份，召开作协理事会时，还让她来北京出席，那时候在会上会下，许多人对她如避瘟神，是连招呼也不打的，独有老舍，见到她，便走过去，大声招呼，蔼然对话。有种评议，说老舍是故意放大声量，好让旁边耳尖的人听清，他无非是问丁玲北大荒气候如何，身体如何，全然不涉政治，不过是“尽旗人的老礼儿”罢了。但敢问此类评议者，你们对身处逆境的人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守革命者的立场”，若能坚持到底也就罢了，却见有的在人家运转势还以后，又争着趋前谄笑，那是在尽什么“礼儿”？

我和舒乙虽然来往不多，我们两家的来往却是密切的。

我的岳母姓赫，比姓舒姓胡更具满族特色。确实，她是西安满城里出来的。她和胡絜青年龄相近，两位老太太在楼下小花园里遇上，常要拉一阵家常，也许都是满族吧，互相认同度大，相谈甚欢。那时胡絜青身体已经开始衰退，有一回撩起衣服让我岳母看她身上的非正常斑纹，岳母回到我们家叹息，说恐怕是里面有了毛病。那几年春节，胡絜青会让保姆把她为我家专作的贺年字画送过来，我的助手鄂力看到就说，都是精品，很珍贵的。后来胡絜青老人仙去，我和妻子去慰问舒乙夫妇，只见社会上自发送来的悼念花篮花束，一直从地下室楼梯口堆到胡老住的二楼单元门口。

老舍与胡絜青的小女儿舒立，与我妻子吕晓歌年龄相近，她家当初就住在我们街对面的楼里，她们一见如故，成为闺中密友，后来舒立家搬得远了些，来往不那么方便了，但她们会互相打电话，“煲电话粥”。其实她们是两个病人，而且开头看起来，舒立的病更加严重，那病的名字我始终记不住，也问过她的哥嫂，说替她到处求医觅药，还是只能稳住而不能治愈。但舒立十分乐观，我曾以她为原型写下一篇小小说：

苏俐电话

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里面是一种漱口般的声音，找我爱人。

自然又是苏俐，她每天必打电话来，一个电话，打得很长，爱人对她的来电，有时极为欢迎，有时接起来勉为其难；比如前些时电视里正播《唐明皇》，爱人就很盼她来电话，她们在电话里絮絮不休地议论头天所看到的几集，并对晚报上的那些小豆腐块的评论文章或不以为然，或竟耿耿于怀；当然，还有许多的议论，是创作者和评论家听见，一定会认为乃匪夷所思的，如她们慨叹，林芳兵固然不错，但何不请日本的山口百惠来演杨贵妃？因为小报上曾有花絮文章，说山口女士乃杨贵妃的后代……爱人有时正在做饭，苏俐也挂来电话，爱人提着锅铲去接，苏俐会申明：“就一句话……”但其实也不是一句：她刚从广播里听来，有一种新型的灭蚊器，叫什么什么，看来我们都应该去买……爱人慌慌地应着，直怕锅里的油燃开；爱人放下电话，我和儿子就说：“她怎么这样不懂事？像这时候就不该来电话！”但如果她还不懂事，如在我们正用餐时来电，我和儿子先接听了，我们也还是作不出请她“过一会儿再来”的决断，少不得把听筒递给我爱人：“苏俐！”爱人便使劲咽下一口饭，且跟她对话。

苏俐是个病人，她年龄比爱人还小一点，不到五十岁，却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一只耳朵后面的血管出了问题，医生无法给予解决，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这样她就成了一个有行为障碍的人。有一回我们在街上遇见她，是她爱人陪她去医院看病回来，她那情景儿，真让人惨不忍睹——她不是一般偏瘫病人那样，移动时吃力，需别人从旁搀扶，她可以独立行走，但她的一只胳膊，却不能抑制地要来回狂舞，这样她也就不能保持直线前进，需得爱人帮助她把握“航向”；她打来电话时总是强烈的漱口声，也就不奇怪了。

苏俐不是我们的亲戚，她也不是爱人的同学或同事，她住在我们那个楼区，算是邻居吧。我也没闹清苏俐怎么跟爱人熟识的，苏俐病后自然无法来串门，爱人也难得去登门看她，她们就是通电话，一天起码一回，有时好几回。

她们通话的内容，大半是关于猫的。我家养了两只猫，苏俐家养了一只。爱人自病退回家后，喂养这两只猫的精神头大了，严格相比，对我和儿子的“饲养”，还不如对它们那样精心。苏俐的爱人白天还要上班，晚上才回来，他临出门前，要为苏俐准备好中午饭，就放在苏俐坐席前的桌上，桌上有个电烤箱，苏俐到时候自己给饭菜加热。一般也就用那饭拨出一些喂猫，但另外也准备了进口的猫饼干——苏俐和爱人都是“清水衙门”里的科技人员，苏俐又遭了这么个怪病，经济上自然拮据，但听说在国贸大厦、燕莎中心一类的超级市场里卖二十几元一盒的美国“伟奇”牌猫饼干，苏俐便一定要爱人去买，每天除了与猫共享正餐，抓一点猫饼干给猫吃，是她极大的快乐，往往那也就是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她和我爱人絮絮地在电话两边介绍各自那猫的身体状况、食欲，特别是种种憨态乃至于抓破打坏东西的“可爱过失”，不时咯咯发笑，若是哪家的猫蔫了病了，那就会互致慰问，还提出许多的建议——有的听来亦匪夷所思，如给猫灌白萝卜汁等等。

“苏俐她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对儿子有时随口发出的这种残酷之论，我虽同爱人一起厉声将其喝退，心里却也不免酸楚。

苏俐却有滋有味地继续打电话来，最近的一次电话，是告诉我爱人：“你说我多逗！今天我把碗掉地下了！我这手它连这点指挥都不听了！这不是闹无政府主义了吗？哈哈哈哈……”又说：“还有逗哏的啦，我坐到窗前，看咱们外头的那条护城河，你猜怎么着，大夏天的我看见有人在河上溜冰哩……”原来，她的眼睛，已经复视到了如此地步——她把在岸上行走的人，看成在河里溜冰了！我们听了都为她悲哀，而她给我爱人来电话，却实实在在只是当作一桩趣闻！

今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家吃“康师傅”方便面，她又来电话，我告诉她我爱人不在，她说：“就一句话，我那块电子表，又走上了——昨天掉恭桶里，捡出来以为不能用了，没想到搁窗台上晾干了，它又好了……就这个事儿，她回来，你告诉她……”

她说话那漱口般的声音，更严重了，但为一块表的复活，充满了那样强烈的喜悦，没得说，这样一桩大事，爱人一到家，我便要对她郑重宣布！

记得王蒙看了我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这篇东西，通电话感慨道：“你哪儿来的素材啊！这苏俐真乐观，一般人病成那样哪里还笑得出来！”我没告诉他苏俐其实就是舒立的白描，就让他以为我是向壁虚构的吧！

2009年4月22日，我妻子去世了，几天后舒立来电话，我听到那熟悉的漱口音：“晓歌在不？”我只好告诉她，她停顿了一下，忽然既不结巴更无漱口音，对我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我不记得她又怎么说，我又怎么应。逝者已去，生者继续在世道中跋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