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头还有点沉。阿伟在对面床上哼了一声,老余直接把被子蒙到了头顶。
庆功的热度退得很快,庆祝的横幅挂了两天就被撤掉,群里的照片也从置顶变成普通消息。
日子又回归了平常,课还是那些课,食堂的窗口前重新排起长队。
不同的是,天气明显凉了下来,风一吹,校道两侧的梧桐叶子就往下掉,地面上总是铺着薄薄一层黄色的落叶。
11月底的一个周五晚上,第二天就是周末休息日,宿舍里没什么人说话。
阿伟戴着耳机打游戏,老余在上铺刷手机。
华仔坐在自己床边,忽然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嗯了几声,又解释了两句复查的时间。
挂断之后,他看了看大伙。
“我妈明天过来。”
“是因为复查的事吗?”
“嗯。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医院。”他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估计又带了吃的,东西可能不少,我这腿不方便行动……你们看看,如果有空的话,能不能帮我去车站接一下?”
“我应该没空,我得陪瑶瑶出去逛街”老余挠了挠头。
“我去接阿姨吧。”我看着阿伟也有些犯难的神情,猜到他估计也有事,于是没等阿伟开口,就朝华仔扬了扬头说:“刚好我周末没什么事。”
“那麻烦你了。”
“没事。”我说,“你把车次发我。”
他点点头,把手机放下,拐杖在床沿靠好。窗外风刮过,又有几片叶子拍在玻璃上,轻响了一下。
——
第二天下午,孙阿姨乘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多到的。
我提前半小时出了校门,打车到火车站南广场。
初冬的风已经带了几分硬,扫过脸颊,像细碎沙粒蹭过皮肤。
出站口的人流一波接一波,有人拖着箱子奔跑,有人举着牌子招揽生意。
我站在栏杆外侧,眼睛跟着闸机里出来的人来回扫。
华仔早上把车次又发了我一遍,顺手叮嘱了句让我帮孙阿姨拿下行李。我回了个“知道”,把手机收回口袋,在出站口的风里呵了呵手。
孙阿姨的样子我还记得。
住院那两周,医院走廊里的白灯、陪护椅、她来回奔波的身影,都还历历在目。
她总把头发扎得利落,外套洗得发旧却干净,说话轻声细语,却很温暖安心——问华仔吃饭没有、伤口换药疼不疼、老师那边怎么说。
有一晚我送东西去得晚,看见她坐在病床边,手还搭在华仔被子上,人已经歪着睡着了,眉心仍皱着,哪怕睡着了也没放下心。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把全部力气都扑在儿子身上的人。
省吃俭用供他读书,自己在陌生的城市两周,住得随便、吃得随便,只求他没事。
丈夫常年在外,学校里的事她其实懂不了多少,可只要和华仔有关,她就愿意一趟一趟地跑。
风从广场上刮过来,我把围巾紧了紧,眼睛仍跟着闸机里的人流。车次到了,人一拨一拨往外涌。
她比多数人晚出来几分钟。
人群稀了一点之后,我才看见她——一手拉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箱,另一只手还拖着两只沉甸甸的编织袋,步子不快,却很稳健。
箱子轮子在地上滚出细碎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