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怎么帮?”
“我手里有一些存款,”她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的东西,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试探大人的底线,“还有一些理财,可以提前取出来。”
“多少?”
她犹豫了一下:“大概……三十万。”
三十万。我们的存款。结婚三年,两个人一起攒的三十万。她要拿去给那个男人填窟窿。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那双红红的、还挂着泪珠的眼睛。
她的表情里有紧张、有愧疚、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不是因为她爱他,是因为她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八个月,她押上了婚姻、名声、尊严,如果这段关系就这么烂掉了,她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所以她必须救他。
救他,就是救自己。
这笔账,她算得很清楚。
“三十万不够吧?”我说。
她愣了一下。
她没想到我会说“不够”,而不是“不行”。
她的眼神从紧张变成了意外,从意外变成了感动,从感动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
“是不够,”她的声音哑了,“但能帮一点是一点。”
我站起来,走进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走回来,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这里有五万,我的私房钱。你一起拿去吧。”
她看着那个信封,没有动。
她的嘴唇在发抖,眼眶里的泪终于兜不住了,一颗一颗地滚下来。
她伸出手,拿起那个信封,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节都泛白了。
“老公,”她的声音碎得像玻璃渣,“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帮他吗?”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我看着她,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她哭了。
哭得很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孩子。
她哭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愧疚。
她攥着那五万块钱,哭得撕心裂肺,而我在旁边坐着,递纸巾,拍她的背,像一个好丈夫该做的那样。
我的动作很温柔,但我的心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心疼,没有不忍,没有“看到她哭我就心软了”。
什么都没有。
就像在演一场戏,台词背得很熟,表情管理得很到位,但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她哭够了,去洗脸。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个空荡荡的位置——信封已经不在那里了。
五万块钱,加上她的三十万,三十五万。
对于一千万的窟窿来说,三十五万连利息都不够。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我愿意帮你”的信号,一个“我在你这边”的信号,一个“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沉下去”的信号。
她在向他递绳子。但她不知道,那根绳子不是用来救他的,是用来把自己和他捆在一起的。他沉下去的时候,她也会被拖下去。
晚上,她洗完澡出来,眼睛还肿着,但情绪已经平复了很多。
她穿着那件米色的丝质睡袍,腰带松垮地系着,领口因为刚才擦拭身体而微微敞开,露出一截光滑的锁骨和若隐若现的乳沟。
浴后的水汽让她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粉色,几缕湿发贴在脖颈上,散发出洗发水和沐浴露混合的甜腻香气。
她赤脚走过地毯,脚趾在灯光下白得透明,趾甲上还残留着一点褪色的指甲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