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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焦虑（第1页）

徐渭的焦虑

徐渭（1521—1593）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山阴（今浙江绍兴）入。他遭遇十分坎坷，后买画糊口，潦倒一生。他擅长画水墨花卉，人物亦生动。

徐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

说他“奇”，因为他不但想杀死自己，还曾经杀死过他人。自杀居然不死，杀人居然不偿命，这样徐文长是中国人中一个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多年来，说来泄气，徐渭这个文人只有伸长脖子挨宰的份儿，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儿，哪来举刀杀人的勇气？他连腹诽也不敢的。所以，历代统治者看透了这一层，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论。别说三年，给他三十年，再借给他胆子，也成不了气候。因此，姑且不论徐渭杀了谁，杀得有无道理，但他能够操刀、能够下手、能够置人于死地、能够出一口恶气，干出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事，对颇为脓包的中国文人而言，多少有一点振作之意。

俗话说，狗逼急了跳墙，兔子逼急了咬人。而这样的文人逼急了，相比之这类小动物，还真是赧颜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决绝之心，立马腿酥脚麻，膝盖发软，浑身寒战，心惊胆跳，来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爷爷告奶奶，做检查写交代，流鼻涕抹眼泪，装孙子装孬种。这时候，哪怕扔给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他也不敢接的。

徐渭敢杀人，真是好一个了得！

据陶望龄的《徐文长传》：“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每读至此，我就感慨万千，我也曾经有过想啸的冲动，可是，我敢半夜起来，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声吗？我挺佩服明朝这个半夜里爬起来大啸数声，振聋发聩的同行。记得我在太行山里修铁路时，在峰高山陡的工棚里守夜，时见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砾滩茕然独行。偶然间，它会停下来，抬起脑袋，朝那峭壁顶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阵。那声响在两山夹峙的河谷里，所碰撞出来的回音，能延续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这匹狼，是吼它的孤独，是吼它的愤懑，还是吼这个世界对于它的排斥和拒绝？总之，当我想到徐渭时，我就总想起那条深夜里出没的狼，也想起那年代里作为另类的我遭人唾弃的孤独。

多年来，我不停地打量徐渭这个明朝嘉靖年间的不幸文人。大概，一个人到了敢动手杀死自己，敢持刀杀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所有他不赞成、他不满意、他讨厌、他反对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进行挑战，进行批驳，进行嘲骂，进行攻击，这种肆无忌惮、罔顾一切的精神，这种为所欲为、言所必言的风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亮丽色彩。难怪郑板桥刻了一方图章：“青藤门下走狗”，好像齐白石也有过当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铁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我忖度这两位大师，仅仅由于其文、其画、其诗、其书，非当这个走狗不可吗？不，他们追随的是他这个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艺术史上，唯一的无师自法的“这一个”。因为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习惯于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引梅客生言）。这一个“奇”字，抓住了徐渭的本质。什么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

徐渭（1521—1593），明朝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说到绍兴，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会稽非藏垢纳污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宋之陆游，明之徐渭，是绝对当得起这句话的绍兴人。关于山阴的徐文长，有许多民间传说流行于浙东一带，无非机智幽默调侃滑稽之类，这全是后来人的附会演义，不足凭信。

其实，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屡遭灾变，际遇可悲，是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平庸的世界上，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很难被社会认同，他也很难认同社会；很难被集体接受，他也很难接受集体。他总是处于不被理解，更被误解的难堪孤独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这是不可逃脱的噩运。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谁叫你生错了时代？其次，谁叫你生错了地方？徐渭是两者皆错，结果倒霉了整整73年。

可以想象，徐文长无法见容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之中，他该活得多么艰难。因受到仇视而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忭急，因受到悔谩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处于紧张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经质，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疯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间传说中的他那样，玩幽默，玩轻松，扮演一个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一生。这矛盾，固然是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制造他烦恼的根源。

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剖析过自己：

山阴徐渭，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注意这“两无得”或“两不得”的“得”字，对于中国文人来讲，这是一场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魇。无论过去的文人，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对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囊萤窗雪，悬梁刺股，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得”。无论如何，对当下的人来说，可得的东西多，能得的途径也多，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的多。因此，“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可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无本买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学问，按其努力，按其才华，按其心志，绝对该得、应得。但上帝从不给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学上的一切，你有了艺术上的一切，对不起，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一开始，他意气风发地从绍兴乘船，到省城杭州应省试，信心十足，相当自许，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这大话肯定是吹过的。绍兴城里也都知道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凭他的天分，中一举业，立一旗竿，还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爷故意作梗，此公竟然从23岁入场，一直考到41岁，无不铩羽而归。读他自编的《畸谱》，真忍不住为他一哭。

二十三岁，科癸卯，北。

二十六岁，科丙午，北。

二十九岁，己酉科，北。

三十二岁，应壬子科。时督浙学者薛公，讳应旂，阅余卷，偶第一，得廪科，后北。

三十五岁，乙卯，阮公讳鹗视学，以第二应科，复北。

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

四十四岁，是岁甲子，当科，以故夺，后竟废考。

陶望龄也叹息了：“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复何言？

辛酉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宪，一个极有权势的方面大员，还为他走了后门，关照下去，谁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脚，终于还是名落孙山。呜呼，应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谁都以为他该得，结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场失败，与《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堪相伯仲，遂成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这心病，使他狂而为文，在文坛获得极大成功；也是这心病，使他愤而面世，在人间弄得相当失败。

所以，我看出来，他为什么对早他半个世纪的唐伯虎，表现出极大兴趣？

一方面，唐寅与他同为多面手，书、诗、文、画，无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与他同为科场失意，一蹶不起的失败者。于是，视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状，溢于言表。在他的诗文中，唐寅出现的频率是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的题诗，他甚至写到：“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壁中水阁坐何人？若论游鱼应着我。”此公恨不能化为那幅画中的鱼，与这位同命同运的前辈交流，可见其内心活动之一斑。

诗中的“解元”二字，虽是信笔拈来，大有深意存焉！别人这样称呼，也许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徐渭写在纸面上，多少是他科举不得意的情绪宣泄。因为唐寅考场被斥，只得了个“解元”的虚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乡试碰壁而归，不过是个做幕教馆、鬻字售画的广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识中流露了。

更为精彩的是，这两个人的命际遭遇，巧合得类似电视连续剧的上部和下部。

他两位考场失意，文坛知名。唐伯虎被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礼聘，入幕为宾；徐文长应浙江督帅胡宗宪邀请，书记文案。因为中国的官僚好附庸风雅，因为中国的文人好亲近权力，这种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现象，相当普遍。唐寅聪明，聪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谋反，赶紧装疯卖傻，抽身而去，因而没有受到这位藩王叛逆的牵连。徐渭执著，执著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宪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浅，浑不晓风浪险恶，当真地以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篷摇橹，拉纤挽舟，结果差点为之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