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二曰“至忠”;要以谦虚谨慎为本,功多而不言。要“推善于君”,把功劳记在君主的领导上;“引过在己”,勇于承担失误的责任。
三曰“守道”;做官要有“大道”在心,也就是辅佐君王、匡正时弊。要清心正身,做到“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勿以捞钱升官为第一要务。
四曰“公正”;其中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当公法,而不阿亲党”“举贤才,而不避仇雠”。这三条,不太可能每个官员都做到,但提倡也是一种鲜明的态度。
五曰“匡谏”;要敢于矫正君主过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其实,实行这一条还得分情况,有时候就算掉脑袋武则天也不会听。那又何必掉脑袋呢?
六曰“诚信”;对君主要以诚信作为忠的基础,对下属要以诚信作为笼络的手段。“上下通诚,信而不疑”,共建和谐社会。
七曰“慎密”;不泄露禁中之语,非所言者,勿言。
八曰“廉洁”;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要拿。
九曰“良将”;这里的“将”,是指“将作”。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机智果断,不能当只会吃喝享受的庸官。
十曰“利人”;其中包括“禁末作”,少修建没用的东西,少搞没用的庆典;“兴农功”,多关心百姓民生;“省徭轻赋”,不以征税多为荣;“务使家给人足”,要让百姓生活富足,不要有太多低保户。如果堂堂大国竟有百姓不能自给自足的,更有何夸耀?
这本《臣轨》,于垂拱元年写成,发给官员人手一册,据说功效很好。起码能让官僚们知道,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算它是形式,好形式总比坏风气强,起码还有个引导人心的作用。
准备动作三:鼓励上访。
为了考查朝中大臣及地方官们的言行动态,并直接听取臣民谏言和冤抑之情,让下情顺利上达,垂拱元年(685年)二月七日,太后下令:“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凡是有挝鼓立石者,命御史受状以闻。”登闻鼓设于西朝堂外,肺石为红色,如肺,设于东朝堂外,让臣民百姓自由登石或击鼓,让御史接取状纸,直接呈给武则天本人。据说这就是后世升堂击鼓做法的雏形。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接受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的建议,让他制作了铜匦。这个器具很有特点:四面有四个小门,分为青、红、白、黑四色。从小洞口投进疏表后,别人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有负责官员开启机关才能取出,具有很高的保密功能。就是个内部结构复杂的意见箱。
她设“四匦”的目的是什么?有些学者说:“整人!”不理解是因为不清楚事情的细节。真实的历史记录——
东面的青匦叫“延恩”匦,是个自荐匦,可以写你的自荐材料,包括个人的作品。是求才之路。
南面的红匦叫“招谏”匦,收集“论时政之得失”的各类意见。这是虚心纳谏,让官民畅所欲言,提供治国的正面建议和反面的教训。
西面的白匦叫“伸冤”匦,“有冤抑者投之”,百姓有要陈述冤屈的,可以往这里面投书,直接向中央申诉,免得州县官、或上下串通搞出冤狱,民不得申。
北面的黑匦叫“通玄”匦,有言天象灾变或要进献军机密计者投之。这个铜匦有点神秘色彩,在当时设此毫不奇怪,大家都有迷信思想。
为了不让四匦成为摆设,武则天不惜血本,规定:全国凡上京做那四件事的人,沿途都要提供驿马,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伙食,保证他们安全抵达,来京后安排在国家级宾馆里。接见后,武则天认为这人的办法好,就可以破格任用。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即使所言不实,也概不问罪。
是问:中国历史中哪朝哪代敢这么做呢?它不敢。所以,它说武则天是为了鼓励告密。
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杀人在所难免。武则天用酷吏残杀李氏宗亲和反对她的官员,造成了许多冤狱,也是历史事实。但是,这和“四匦”治国是两回事。当时司法不健全,有些小人利用这个工具打击别人,也是副作用之一。
铜匦投入使用后,没想到它的发明者深受其害。
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鱼承晔,就是裴炎一案的主审官,深受太后信任。
鱼保家心灵手巧,据说他曾经教徐敬业制造刀剑弓弩,造出的东西十分精良,在战斗中给官军很大打击。徐敬业败亡后,因无人告发而免于追究。
结果铜匦刚一设置,就有人投书告发鱼保家“通贼”,他也因此掉了脑袋。估计告发者并不是拥护武则天的人,而是对临朝称制不满的人。过去之所以不告发,是因为念鱼保家赞助起义有功。而现在鱼保家帮助武则天,这些人也就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