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就是,”杨旻苦笑,“不要写本国的小镇,要写‘人类的普遍困境’;不要写大鼓和庙会,要写‘存在主义的虚无’;不要写对土地的爱,要写‘对一切宏大叙事的怀疑’。如果你坚持写本土的东西,你就是狭隘的、过时的、缺乏国际视野的。”
于是她开始改变自己。她强迫自己读福柯、读德里达、读那些她根本看不懂但不得不背下来的理论。她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加入“存在主义焦虑”和“解构主义游戏”。她写了一篇《废墟上的梨花》,讲的是一个帝京白领在酒吧里思考人生的虚无,投给校内的文学杂志。
“那篇稿子被录用了,”杨旻说,“编辑评价很有潜力,思想深刻。但我读着那篇稿子,感觉自己像个骗子。那不是我想写的,那是我‘应该’写的。我背叛了风见镇的海,背叛了老邮递员的钢笔,背叛了那面大鼓。”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牺牲。我首先得获得入场券,才能改变规则。我要先成为他们的一员,才能从内部打破这个体系。所以,我忍住了。”
大一的寒假,她开始着手创办“本土文学研究社”。
“我以为,在帝京大学这种地方,总会有人和我一样,对家乡的土地和古老传统还有感情。我想找到同伴,一起收集民间故事,一起写些关于小镇、关于乡村、关于被遗忘的手艺人的小说。我想证明,本土叙事不是落后的,它可以是现代的、生动的、有力量的。”
杨旻花了几个月准备申请材料,找了四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他们甚至自费去东北的渔村采风,录下了老渔民的歌声,拍下了晒盐场的照片。
“但我们的社团申请,被学校驳回了,”杨旻说,声音平静得像是在陈述天气,“理由是缺乏学术价值,活动内容过于狭隘,不符合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而同时被批准的,是一个‘跨国身份认同研讨会’,主要活动是观看欧美艺术电影并写观后感。”
“这也太……”洛简一想说“荒唐”,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听起来太真实了。
“我不服气,去找学生会理论。学生会主席是个大三的学长,父亲是某著名出版社的总主编。他看着我的申请材料,笑着说,杨旻,你的热情我很欣赏。但你要明白,文学不是关于过去的,是关于未来的。而未来,是跨国的、混血的、去根的。你这种‘乡土情怀’,本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怀旧,是对全球化的抵抗。”
“我问她,难道爱自己的土地,就是保守吗?”
“他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的。”
杨旻低下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寒冷。不是被剽窃时的愤怒,不是被拒绝时的沮丧,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体系里,我不仅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我是一个‘错误’的人。我的存在本身,我的热爱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她说,“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学生,他们不懂。真正的文坛,真正的作家,一定会理解我。所以,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山河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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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志》是杨旻在大学期间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她花了整整两年。从刚进大学到大二结束,她放弃了几乎所有额外的社交,没有参加联谊,没有打零工,没有旅行。她把自己关在巴掌大的出租屋里,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腿包,冬天靠暖炉和毛毯取暖,吃着最便宜的泡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那部小说。
“那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安桢问。
杨旻抬起头,眼神里有某种光芒在闪烁——那是回忆珍贵之物时的光。
“写的是一个家族,”她说,“从解放前到现代,五代人守护着一个山村的水利系统。不是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很细小的东西。怎么修水渠,怎么分水,怎么在干旱的年份公平地分配水源。爷爷怎么教孙子辨认土壤的湿度,母亲怎么在汛期整夜不眠地守着闸门。还有……还有那些在水利纷争中结下的仇,和为了共同生存而缔结的盟约。”
“我想写的是,”她的声音变得热烈,“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怎么用他们的智慧和坚韧,一代一代地活下去。不是依靠英雄,不是依靠救世主,就是依靠彼此。我想写的是,‘共同体’的力量。不是国家那种宏大的、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具体的、面对面的、‘我们一起修这条水渠’的共同体。”
“这听起来……”洛简一斟酌着用词,“很棒。”
“我觉得也是,”杨旻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少女般的骄傲,“那是我最好的作品。我把我读过的所有书,经历过的所有事,爱过的所有人都放进去了。我写完后,觉得自己终于有资格拿起老邮递员送我的那支钢笔了。”
她把稿子投给了当时帝京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太行文艺出版社”——的新人奖。同时,她也把副本寄给了几位在学界颇有名望的教授,希望能得到推荐。
“一个多月后,太行文艺的编辑联系了我。一个叫景洁的编辑。她说,杨旻小姐,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们决定把它推上终审。”
杨旻的手在发抖,她记得那个电话的每一个细节。那是十月的一个下午,她站在出租屋的窗边,外面正在下一场寒潮雨,但听着景洁编辑的声音,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发光。
“我以为……我终于要成功了,”她说,声音开始发颤,“我以为,只要这部作品出版,就能证明本土叙事的价值。就能让那些嘲笑我的人闭嘴。就能……就能让我父亲在风见镇骄傲地告诉所有人,那是我女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