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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从学校到城北纺织厂，公交要转两趟，全程将近一个半小时。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机里放着白噪音，看着窗外从高楼变成矮楼，从新街变成旧巷，从热闹变成安静。城北纺织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鼎盛时期有三千多名工人，厂区占地十几万平方米，有宿舍、有食堂、有电影院、有游泳池——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后来纺织业衰落，厂子关了，工人散了，剩下的只有生锈的机器、落灰的厂房，和一群不愿意搬走的老人。沈昭序下了公交，站在纺织厂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铁门上的红漆已经斑驳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锈迹。门楣上“城北纺织厂”五个大字还在，但“城”字的偏旁已经掉了一半，看起来像一个不完整的汉字。他举起相机，按了一张。大门没锁，他推开一扇侧门走了进去。里面很安静，安静得不像一个有人住的地方。但仔细看，能发现一些生活的痕迹——某扇窗户后面晾着衣服，某条小路上有新鲜的自行车辙印，某个墙角放着一把破旧的藤椅，上面搭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他沿着主路往里走，边走边拍。纺织厂的布局很规整，中轴线是主厂房，东西两侧分别是宿舍区和生活区。厂房的外墙上还残留着当年的标语，红色的大字在风雨的侵蚀下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稀能辨认出“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字。他走进宿舍区。这里的建筑大多是三四层的红砖楼，外墙没有粉刷，红砖裸露在外，缝隙里的水泥已经开裂了。楼与楼之间拉着各种各样的晾衣绳，被单、衣服、毛巾在风里飘着，像一个露天的万国旗。一个老太太坐在楼下择菜，看见他拿着相机，警惕地看了他一眼。“您好，”沈昭序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我是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在做老街区的调研，想拍一些这里的照片，您介意吗？”老太太打量了他一会儿，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到他的相机上，又从相机上移回来。“你是记者？”她问，声音沙哑。“不是，就是学生。”“不是记者就好。”老太太低下头继续择菜，“记者都乱写，上次来了一个，拍了我们这儿的照片，登报说我们是‘城市伤疤’，呸，谁伤疤了，我们住得好好的。”沈昭序没有说话，在旁边蹲下来，帮她捡起一根掉在地上的葱。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脸色缓和了一些。“你拍吧，”她说，“别拍人脸就行。”“好。”沈昭序站起来，在宿舍区里走了一圈，拍了大概五六十张照片。他拍得很慢，每拍一张之前都会想很久——为什么要拍这个角度？这个画面想表达什么？光线对不对？他做任何事情都这样，不紧不慢，每一个步骤都想得很清楚。他不喜欢意外。拍完宿舍区，他往厂区深处走。越往里走，建筑的状态越差，有些房子的屋顶已经塌了，露出断裂的木梁和碎瓦片。地上的杂草长到膝盖那么高，走起来窸窸窣窣的。他走到一栋三层的小楼前，停下脚步。这栋楼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外墙虽然也旧了，但窗户完好，门上挂着锁，门口放着一盆快枯死的绿萝。台阶上有一双旧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但摆得很整齐。他举起相机，取景器里出现了一个画面——生锈的铁门，枯黄的绿萝，台阶上的布鞋，以及墙上用粉笔写的一行小字：“唐师傅，药在门口。”他按下快门。然后他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在这儿干嘛？”沈昭序转过身，愣住了。白色t恤，黑色耳钉，懒洋洋的站姿。又是他。陆时砚站在三米外，手里拿着一个手持摄像机，肩膀上挎着一个帆布包，包上别着好几个徽章，其中一个写着“不加班”，一个写着“素材至上”。他看见沈昭序的脸，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礼貌的微笑，是那种眼睛弯成月牙形、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柔软的笑。“哎，”他说，“又是你。”沈昭序把相机放下，不知道说什么。“你也来拍纺织厂？”陆时砚走过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相机，“建筑学院的学生都这么卷吗？周六早上八点就出来调研？”“九点二十了。”沈昭序说。“啊？”“现在九点二十。不是八点。”陆时砚低头看了一眼手表——那只旧款机械表，表盘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痕——然后笑了：“哦，我的表慢了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