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一个平凡早晨,一位花白了头发的老人,刚刚整理好自己的衣着。她姓阎,是一座小镇的儿童福利院前任院长。她今年刚满五十六周岁,本不该满头的白发,却因亲自接管照顾了超百名孤苦孩童,看着他们从呱呱哭泣的婴儿,成长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成年人,而实在操劳过度,以至于素来公平的时间,在她的身上都加快了步伐。但那所经由她手的小小福利院,却踏上了一条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策的改动,它已然从一间贫苦简陋的平房,慢慢扩建成了一座拥有五栋楼房和一片开阔操场的完整配套园区。
她望着那所福利院,就好像在望着她全部的青春与爱,心里既是感慨又是释然。但最终,她还是在几年前,就将那个她坐了大半辈子的位置让给了新一代更有能力,也更有专业护理知识的年轻人。
早上八点,阳光正好。她踏出门,门口的鹅掌楸刚刚结出橘黄色的花骨朵,正一簇簇地将那硕大的花影投落在院门口的信箱。她走过去,拿出信,其中有一封很厚。她拆开来,是两张信纸和两千六百块钱。
她叹口气,取出信纸,又将钱塞回了信封。
在她亲自带大的无数孩子里,有个乳名叫“小羽毛”的男孩。
她怎么会不记得那个男孩?
他是一个有着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那是1984年的冬天,一个漆黑的,大雪纷飞的,直让人想围着火炉,蜷成一团的日子。可她却偏偏在那样的清晨醒了,而心里还隐隐惴着不安。
在那个可怜的年代,总会有不负责任的父母,狠心将自己亲身的骨肉,抛弃在这间福利院的门口。而她身为这所福利院的院长,比起揣着这份不安夜长梦多,自然更偏向去院门口亲自确认一番。
她推开福利院的防盗门,往栏杆外一望,于是,一个已经积了一层薄雪的纸箱,就赫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又接着跑起来,越跑越快,一下冲到了保安亭敲门:“快!快开门!外面有个孩子!”
她敲得响,保安亭里正休息的王大爷一听,立刻叮铃哐啷地披起棉质大袄,里面只穿了身薄棉衫,就从保安亭里冲了出来。他哆嗦着手,却很快拉开铁门,他们冲过去,一抱起纸箱,就立刻往屋里赶。
就在一年前,他们这所福利院的门口,也曾被扔过一个孩子。同样是大雪纷飞的日子,同样是清晨,只是角色换成了王大爷。他那天嚷嚷地极响,几乎喊醒了院里所有的值班人员。可当来人冲进大厅一看,却只见桌上摆开一个纸箱,而他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见人就嚎,说他明明四点的时候,还没看到门口有箱子,怎么五点的时候,就又有了?
那孩子浑身青紫,身上还结着小冰柱,明显是早已被冻死的孩子,和王大爷没有任何关系。
可阎院长仍然不敢停留,她拍掉箱上的雪,手还颤颤巍巍,却一把撕开了纸箱。她看见一团被好几层厚棉布裹起来的襁褓,就一层层地把它们剥开,像是在替没有力气破壳的雏鸟助力,紧接着,一丝细碎的哭声,便从这个襁褓里漏了出来。
老天保佑,他还活着。
而孩子的襁褓里,还塞着一张纸条,上面记着他的乳名:小羽毛。
孩子四肢健全,也无其他外伤,但一个正常的男婴,又怎么可能会被无端抛弃呢?
阎院长望着孩子浑身泛着的浅紫,便很快了然于心——他是一个患着先天性心脏病的可怜孩子。
她心疼地想要把孩子抱出来哄,可一抱,却发现他的身子极烫,竟是在发着高烧。她立即二话不说,将孩子裹紧后,就又塞回纸箱,抱起便冲向了最近的医院。
冬天太冷,汽车发动至少要半个小时,而这点时间,都足够她跑到了医院。
她跑得是那么快,甚至甩掉了两名追在身后的护理员阿姨。但正因如此,在她拐到了最后一个转角处时,就因踩到一块冻起来的水滩,而狠狠地摔在了柏油路上。可是,却偏偏她手疾眼快,一个趔趄,身子一歪,还未倒地便已将箱子高高举起,她的膝盖在地上猛地磕了一下,但手里的箱子,却硬是连边角都没能及地。
她终是将孩子平安送到了医院,接受了及时的治疗。而她的膝盖上,至今都还留有一道月牙形的白疤,但每每有人向她询问起此事,她却总是笑着摇头,说这叫勋章,证明的,是她对孩子的爱。
而现在,她手里正捏着的这封信,就是这个叫小羽毛的孩子寄来的。
时过境迁,这孩子早已长成了22岁的大小伙儿,甚至还争气地考上了本省的名校,却偏偏天公不作美,偏是要叫他在大学毕业的前夕,病变恶化。
她也曾想过去帮帮这个孩子,毕竟在那个年代的福利院里,能考上大学的孩子比例仅有5%。所以,无论于公于私,她都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甚至为此已经动过了将嫁妆卖掉的念头,即便,那是她唯一可纪念早逝丈夫的物件。
可当她再次踏进那孩子的病房时,病房却早已空空如也,只有那摊平了所有褶皱的素色床单上,还明晃晃地摆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妈妈,谢谢你,对不起,可接下来的路,我总要自己走。我不怕死,可我怕拖累你们,爱着我,陪着我,一路走到今日的你们……
看到这儿,她也是终于明白了这孩子的心,便也停下了寻觅的念头。
只是,每隔一个月,她都会收到这个孩子给她寄的信封,里面往往夹着一两张信纸,以及一笔卷痕明显的零散纸钞。
第一个月,他寄了一张信纸和一百三十块钱,她收下了信纸,将钱给他寄了回去,第二个月,他塞了两张信纸,又多塞了两百块钱,她收下信纸,将钱又给他寄了回去……以此类推,九个月后,她手中的这封信里,已经塞了整整两千六百五十块钱。
她打开信纸,正打算先看信,可她门口的座机电话却突然响了。于是,她便先放下信,接起了电话:
“喂——”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年轻的女声。
初秋的太阳很大,照在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办公室的瓷砖窗台上相当刺眼。
在沉默了许久后,主任终于看完了面前这个年轻人提交的申请。他喝了口桌上的茶,将身后的窗帘拉上一半,视线对上青年的脸,才缓缓开口:“那姑娘的情况,最近确实有所好转。她对你喊她,也有反应,也愿意跟你。但你说,你要带她走……你是她什么人?”
青年听罢,眨着一双真诚的眼,让浅紫的唇角泛开了一抹笑。
“未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