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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争的乌云

1940年6月14日早晨，艾伦·杜勒斯坐在扶手椅上，身旁的收音机里传来德国军队开进巴黎的消息，当时他双手掩面哭泣。20年来，他一直在担忧这一天的来临。他也丝毫不惊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国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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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杜勒斯进入了美国国务院。一个月后，他搭乘“费城号”商船前往欧洲，到维也纳执行第一项任务。他因放弃国民警卫队的工作而感到内疚，但国务院阻止了美国陆军试图挽留他的计划，坚持认为他作为一个外交官比扛枪当士兵对国家更有价值。可国务院仅仅为这位新上任的外交秘书开出了1500美元的年薪。他的外祖父得从自己的支票簿中每月给他划拨200美元，补贴他那微薄的薪水。

7月18日，杜勒斯抵达维也纳，并迅速投入了繁重的工作，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另外五名外交秘书。维也纳曾是一个沉睡的“前哨”城市，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这里突然成了一个繁忙的任务集中地。杜勒斯负责处理护照申请，翻译加密的外交电报，但这些工作对于因战争困在那里又身无分文的美国人来说，几乎算不上帮助。

第一眼见到弗雷德里克·考特兰·彭菲尔德时，杜勒斯就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此人来自康涅狄格州，曾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新闻工作者，但是作为驻奥匈帝国的美国大使却有些力所不及。有一天，彭菲尔德让他的初级办事员送衣服去干洗，杜勒斯傲慢地回答说：“我可能是你的三等秘书，但不是你的贴身男仆。”杜勒斯有资格不听话，但彭菲尔德却不能报复“老大的外甥”。一年前，罗伯特·兰辛取代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成为了威尔逊的国务卿。杜勒斯并不羞于使用这种人脉关系。他在国务院任职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通过秘密渠道为“姨夫伯特”（伯特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注）提供自认为不能通过正规渠道简报获得的个人备忘录或诋毁像彭菲尔德这样表现不佳的外交官的信息。

在维也纳的日子里，杜勒斯抽空欣赏了维也纳举世闻名的交响乐。他发现这座城市的歌剧和剧院质量都属上乘，而且餐馆里的精美餐饮比巴黎要便宜得多。他还练习了此生所钟爱的网球，参加了当地举行的网球赛。尽管到晚上已经疲惫不堪，他还是腾出时间去上德语课（他从小就精通法语，但一生中都在为德语纠结）。杜勒斯并不满足于整日处理琐碎的文书，因彭菲尔德对情报搜集并不上心，杜勒斯开始涉足情报工作。他与奥匈官员和其他外国外交官建立了友谊，将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信息发往华盛顿。

1917年4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杜勒斯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伍德罗·威尔逊终于放弃了美国的中立立场，尽管在1916年的连任竞选中，他提出“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但美国商船和客船一再遭到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4月6日经国会通过后，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一直到12月7日，美国才正式对奥匈帝国（联合了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的同盟国）宣战。早在4月6日晚上，国务院就责令美国使馆从维也纳撤离。杜勒斯在从巴黎给母亲发出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在军队得到一个真正可以发挥作用的职位，我认为参军会更好一些。”这时候，“姨夫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发函给外甥令其乘火车到中立国瑞士，加入位于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

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位于该国中心的西部高原，阿勒河蜿蜒着绕过老城区，如今城中涌入了成千上万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杜勒斯看到他称之为“不断变化的名流望族们”疲惫地前行：希腊皇室成员、西班牙公爵夫人、荷兰王妃、霍恩洛厄亲王……风景如画的城市里，传统的伯尔尼家族和贵族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思维。“非常傲慢、非常自大，根本不屑于和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有任何瓜葛。”他这样写道。在他看来，最令人着迷且让人愉快的是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俄国的外交官们。不到一年时间，25岁的杜勒斯就被提升为二等秘书，他的工资也增加到了年薪3555美元。但他发现即使加上由父亲帮忙打理的美国股票的利润，目前的生活仍然有些拮据。伯尔尼正在面临食物，尤其是黄油、奶酪和食糖等短缺的困境，而且物价极其昂贵；住房供应也极其紧张，租金高到根本负担不起。杜勒斯不得不在昂贵的贝耶乌尔宫酒店住了长达一年时间，后来终于在老城区找到了一间七居室的公寓与公使馆的武官一起合住。

美国在伯尔尼的“前哨”位于老城区的鄂斯康格拉本，一间简陋的房屋便是指定的公使馆。更糟糕的是，一开始，美国政府只派了小团队驻留，工作人员的数量远远少于一个大使馆。因为美国已经参战，处于欧洲交战国旋涡之中的伯尔尼公使馆，已经变成比维也纳的大使馆更加忙碌紧张的地方。杜勒斯所在的团队中都是一些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如休·威尔逊（公使馆中排名第二的高效率办事人员）和弗雷德里克·多比埃尔（同杜勒斯一起从维也纳调来的人员）——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杜勒斯在战略情报局的同事。公使馆的头号人物普莱曾特·斯托瓦尔，是另一位“讨人喜欢”的新闻工作者，他与威尔逊总统有政治裙带关系，但其能力还不如维也纳的彭菲尔德。杜勒斯很快就给“姨夫伯特”寄信把斯托瓦尔贬得一无是处。

随着后援的到来，公使馆在老城区租下了第二间宽敞的房屋。房内有一间木质装饰的富丽堂皇的餐厅，现在里面放满了办公桌，杜勒斯就在那里办公。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基本上没有时间参加无休止的外交巡游派对。但他仍设法在周末挤出时间去打网球和高尔夫，或者攀登芬斯特腊尔霍恩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最高的山），还会去追求女孩子。杜勒斯开始在社交场合中变得有些像花花公子，试图通过时髦的衣服和高雅的举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没有什么得力人手，杜勒斯就成了大家默认的公使馆情报官员。他发现伯尔尼到处是兜售信息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外国人”，他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捷克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黑山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不同教派的俄国人、自由的奥地利人和变节的德国人，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几乎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其中一个‘可疑人物’；他们还会突然出现在公使馆的办公室想要寻求帮助，这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其他公使馆的办事人员比美国的多得多，杜勒斯估计，德国大使馆有“好几百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把时间用在清理情报上。杜勒斯第一年所住的贝耶乌尔宫酒店里，外国使节雇佣的女佣和旅馆侍者会例行公事地搜查客人房间，抢夺文件为他们的秘密雇主所用。在酒店的宴会厅里，来自交战国的外交官们一边吃饭，一边伸着耳朵偷听邻桌的谈话。

斯托瓦尔任命休·威尔逊主管外交运作，后者则分配杜勒斯作为公使馆的侦察兵报告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地区事务。对于这位年轻的二等秘书，在伯尔尼的这项任务算得上是最好的工作了。瑞士的报纸到处都是关于奥地利和德国的花边新闻。西班牙在整个“一战”中都保持中立，在西班牙公使馆的协助下，他可以秘密地获得一些有关同盟国的情报。

杜勒斯的一天通常都是这样度过的：与一位能够给他带来有关奥地利“内部情况”的冗长备忘录的波兰线人共进早餐；之后在办公室花一个小时与一位欧洲南部的熟人讨论匈牙利反对党的情况；再利用剩余的时间编辑一份由“秘密线人”提供的关于“德国控制瑞士商业和政治计划”的报告发回华盛顿。

在伯尔尼执行过的那些任务将杜勒斯锻炼成了一名合格的间谍。他同时还培养了其他情报官员，尤其是与他分享了德国防御情况预估这一重要信息的瑞士情报官员。他发现了当地新闻记者们从未报道过的个人见解很有价值；他掌握了如何利用中介机构——间谍贸易中所称的“中人”——从一些线人那里获得信息，但线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落入美国人之手；他学会了用“表现力强的英语”撰写准确而清晰的情报报告，这样可以让国务院官员一目了然。杜勒斯还发现作为一名间谍必须灵活机动且具有创造性，他开始将情报搜集与度假相结合。例如，周末他到日内瓦湖北岸的沃韦打高尔夫球的同时约见附近的波兰线人，此人掌握着关于德国进军俄国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他还让哥哥每周从美国给他邮寄网球，然后他将这些球赠送给像他一样痴迷于这项运动的瑞士官员。在网球非常紧俏的伯尔尼，这样做对信息交换非常有用，以至于当一个奥地利外交官申请加入本市最好的网球俱乐部时，那些瑞士军官会因担心失去杜勒斯的供应而集体排斥他。

针对德国进行的秘密行动让杜勒斯十分兴奋。“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窥探德国佬，偶尔还能糊弄糊弄他们；同时还能发现他们的一些习惯，常去的地方和他们做的计划。”杜勒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之前从未做过这么有意思的工作，或接触过这么多有趣的人。”但很快杜勒斯就意识到，一个好的情报员必须能够应对来自情报的“冲击”且具有与兜售情报之人斡旋的能力。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常被各种传闻和故事所围绕，什么即将到来的德国军事袭击、什么同盟国的政治阴谋、什么来自敌对国家的和平试探，等等。我们必须进行筛选调查，并竭尽所能地接近真相。”他怀疑在多达几百人的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持不同政见者中，有些接近他并提供消息的人可能是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将所获得的情报报告回自己的间谍机构。事实上，杜勒斯也曾有过沉痛的教训：那就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必须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理清线索，不仅如此，还得做到永远都不要拒绝潜在的情报来源。

美国公使馆之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对来访的俄国共产党人可以避而不见。这也许可以作为那一次杜勒斯不打算放弃与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孩的网球约会，而拒绝与一个致电美国公使馆的俄国共产党人会面的理由。刚到伯尔尼不久的杜勒斯对那天下午的来访有点应接不暇，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当班，其他人早就下班了。此时，一个德语中带有浓重俄国口音的人突然来电，坚持说他务必要与有关人员谈话。杜勒斯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请在次日早晨公使馆开门的时候来访。那俄国人不依不饶地说，明天就来不及了，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跟美国人谈谈。“对不起！”杜勒斯生硬地回答道，“只能等到明天了。”随即挂断了电话。而那位打电话的俄国人竟是流亡到瑞士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次日早晨，列宁便在迫切希望通过这些共产党人让俄国停战的德国官员帮助下，从伯尔尼登上了返回俄国的列车。列宁很可能有意提醒美国人他正打算那么做。自此以后，杜勒斯在中央情报局的每届迎新大会上作为训诫强调这件轶事：永远不要拒绝任何一次约见——哪怕是最为可疑的人。

杜勒斯同时还发现，与女人的私情同样存在危害。在得知自己开始约会的一个在美国公使馆工作的捷克女人居然是一名德国特工时，他震惊无比。接到上级的指示，最后一次晚餐后，杜勒斯可以步行送她回家，但得在街角停下来。这时，两名英国大使馆的官员突然冒了出来，他们似乎与那名间谍也有未了事宜，迅速地把她带走了。杜勒斯一直都不清楚在那个女人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接着是拉斯穆斯·拉斯穆森，1917年秋天，此人来到了公使馆，声称他刚刚抵达欧洲，所乘的船上搭载着从美国遣返的德国战俘。他还告诉杜勒斯和休·威尔逊，伯尔尼的德国特工招募他返回美国为柏林充当间谍。他们相信了拉斯穆森的故事，以为他痛恨德国人，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双面间谍，便付给了他酬金，让他弄清楚敌方想让他在美国做些什么，并把他送回了美国。没想到拉斯穆森竟然精神出现了问题，这点在他登陆后不久就被埃利斯岛移民局发现了，他们把他关在了精神病院里。拉斯穆森怀疑是伯尔尼公使馆给他设了局，想方设法地说服了精神病院里的看护得以逃脱，还发誓自己要穷追杜勒斯和威尔逊，还要买手枪杀死他们。杜勒斯对这位“狂人”（他在备忘录中对拉斯穆森的称呼）感到害怕，要求美国国务院确保永远不要给他签发任何靠近瑞士的护照。

杜勒斯每天早晨都要在公寓里边读《法兰克福日报》，边喝咖啡。1918年11月第一周，德国报纸上的新闻令他震惊，其中有大量关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负面报道。而他浏览过的其他报纸上有关的新闻都是正面的。在长达一个月的默兹-阿尔贡战役中，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已经分别签署了休战协议。杜勒斯11月5日写信给母亲说：“战争已经胜利。”六天之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他知道在伯尔尼的工作又将回归到无足轻重的外交事务中。

1918年，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流感使杜勒斯的身体也日渐虚弱。他鼓足了所有的力气游说“姨夫伯特”让他加入威尔逊总统率领的大约由400个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起参加几日后的巴黎和会。罗伯特同意让杜勒斯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参会，还批准了现今纽约著名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里冉冉升起的律师新秀福斯特加入他的团队，主要讨论战后德国的赔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