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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边的一个咖啡馆，巴尔代安排了布莱谢尔与亨利·弗拉热的会面，这是他们三次见面的第一次。如同对别人一样，“亨利上校”施展的魅力迷惑了这位登克曼的领袖。布莱谢尔让弗拉热相信自己私下里反对纳粹，并且甜言蜜语地透露了另一名与帝国保安部合作的法国游击队领袖（布莱谢尔鄙视纳粹党情报机构，也不介意出卖其中一个线人）。弗拉热刚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巴尔代的叔叔，对抵抗运动并不积极，但此时感觉他与这个阿勃维尔特工相见恨晚。他向他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巴尔代和基弗，都很清楚战争的风向变了。两个内奸开始与阿勃维尔的接头人拉开距离。布莱谢尔发现，与他们取得联系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巴黎帝国保安部高级军官厌倦了布莱谢尔一直与登克曼组织玩游戏，给他施压，让他逮捕弗拉热。于是在1944年7月2日，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的一个地铁口，弗拉热被捕。几天后，在索赛街关押弗拉热的盖世太保监狱，布莱谢尔告诉他是巴尔代出卖了他，并保证要为他讨回公道。布莱谢尔很清楚这时候巴尔代又一次调换了阵营。

然而，此时弗拉热却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宽宏大量。他对布莱谢尔说：“我一向把巴尔代当作自己的儿子，我求你，咱们战后再处理这些问题吧。”布莱谢尔从此时到战争结束，再未见到弗拉热或巴尔代。那个法国人已经调到了约纳省去指挥登克曼组织，并等待伦敦承诺的几周后要抵达的杰德堡团队。布莱谢尔与他的情妇迁往了欧塞尔。但是到8月初，他开始怀疑巴尔代想陷害他，要把他交给盟军来消灭人证。他带着苏珊娜，搬到东南的第戎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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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梅凯斯咖啡馆见面之后，维勒布瓦借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另一名特工的一台发报机，此人5月份渗透到了约纳省，目的是为登克曼提供与伦敦的通信联系。那天下午4点30分（他预定的发报时间），“布鲁斯”特工队的报务员迅速发出使用摩尔斯密码的电报信息，传送到了代号为“查尔斯”的接收站。这是英国特别行动处和战略情报局早已安排的杰德堡交通站，位于英国南部的一个叫庞顿的村庄。查尔斯站有大量英国和美国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哪怕收到的部分信息是乱码，也可以迅速破译编码信息，并传送到伦敦。

“布鲁斯”特工队的那台无线电，名为“杰德组”，笨重的32磅短波发射机、接收机及配件改装版的B型马克二号，现在正在蒙塔日的某个地方，可能已经散架或被某个德国士兵捡走了。万幸的是，在降落到古镇时，维勒布瓦用过一次的代码便笺本还在上衣口袋里，与查尔斯站的一模一样，这样他与接收站之间的随意编排的五个字母一组的信息就可以加密和解密。跳伞的时候，他还保留了在丝绸上用英语和法语写的信号计划，其中包括了发送无线电信息的次数和频率，以及他应该使用的三个字母呼号。

发送无线电报经常置杰德堡团队于危险境地。维勒布瓦必须假设德国人在监听并有熟练的无线电测向队，如果他发出的信号被截获，不出半小时就会有人出现在他的门口。所以，他尽可能少使用无线电，不定时随机发送（经常在半夜），并把传输时间缩短，减少给敌人确定他信号的机会。在离开密尔顿大厅之前，维勒布瓦录制了他发报时每个字母按键的风格，称为他的“指法”，这样查尔斯站在收到“布鲁斯”特工队信息后就可以确定是他发来的，还是一个纳粹无线电人员假装他发来的。如果盖世太保抓获了维勒布瓦，并强迫他发送消息，他已经预先设置了代码，如故意的拼写错误，夹在信息中提醒查尔斯站他是被胁迫发送的消息。“安全抵达，”维勒布瓦在给查尔斯站的简略信息中写道，“误把燃烧的火车视为接收信号，所有设备降落城中，新电台发送，现与巴尔代一起。”他描述了巴尔代部队的情况，鉴于“欧塞尔北部和东部驻有德国重兵”，他很谨慎。结束时，他请求更多的武器。次日，查尔斯回电：“终得消息，甚喜。空降不利，甚憾。无线电设备即送。”希望8月19日送达时，会落在他们团队应该降落的茹瓦尼附近。

巴尔代一直没有把“布鲁斯”特工队出卖给阿勃维尔，他意识到随着巴顿的坦克横冲直撞进入法国，如果那么做了将会站错队。这个聪明的法国人现在骑在墙头上，不帮助德国人，但同时也不帮助美国人激怒德国人。跟杰德堡特工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谈起如何跟纳粹打一场漂亮的仗，但也只是纸上谈兵，并无作为。“登克曼电阻网”的其他人对巴尔代有各种猜测。1944年4月，一个身材娇小的英国打字员佩吉·奈特，年仅20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空降到约纳省，充当英国特别行动处与“电阻网”之间的信使。她轻而易举通过了德国检查站，为游击队据点发送了信息。她说，巴尔代怎么看都“像一个被追捕的人”。她对他的忠诚起了疑心，因为一天晚上说好的约会他没来，而来的是个纳粹巡逻队。“妮科尔”（佩吉的代号）差点没逃过敌人的围捕。科尔比来的时候，她跟他说了自己的怀疑。

但是，科尔比没有证据证明巴尔代是个叛徒。几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个法国人是有机会把他交给纳粹的。8月下旬，在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占领南方的里昂之前，巴尔代把科尔比带到了这个法国的第三大城市，这里一度曾是抵抗组织活动的温床，但现在依然是盖世太保的中心区域。当他们骑自行车到达的时候，这两个人发现自己非常危险，巴尔代认出他们近处的大楼就是盖世太保总部。科尔比心神不宁，赶紧骑着车到了另一条街，巴尔代跟在后面，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紧张的时刻过去了。

自从他们在索梅凯斯咖啡馆初次见面后，科尔比认为巴尔代只是一个被困的、无精打采、能力不足的抵抗组织领袖。他决定随遇而安、见机行事，因为现在“布鲁斯”特工队仅有的与伦敦沟通的无线电属于巴尔代，而这个法国人并不大方。勒隆和科尔比立即开始寻找更好的游击队领袖。两天后，他们认为找到了：阿德里安·萨杜尔，人称“谢弗里耶上校”，60岁，律师，梅斯人，个性张扬，有领袖风采，有点傲慢，前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其演讲引人入胜，声称戴高乐已经任命他为约纳省抵抗组织的司令。“谢弗里耶上校”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手下没有多少兵。巴尔代的部队人更多，尽管在科尔比和勒隆看来，他对士兵并没有谢弗里耶那样威严，也称自己已替代弗拉热成为约纳省的领袖。

科尔比和勒隆立即开始摸清指挥系统，并在两个互相竞争的领袖之间调停，虽然他们认为谢弗里耶会是更好的作战指挥官。8月19日，维勒布瓦致电查尔斯站，团队已经“见过谢弗里耶”，对他印象更好。

第二天，伦敦总部发回消息，“布鲁斯”特工队要“团结所有愿意拿起武器与德国人斗争的分队，无论他们持怎样的政治观点”。科尔比和勒隆很快发现抵抗组织的派别不胜枚举。人称“乔治斯”的屈南·伯纳德，一名游击队领袖，在欧塞尔东南部大约有400个马基群落斗士；代号为“崴诺耶尔”的让·沙佩勒，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巴黎人，在约纳省的最南部屈阿勒莱通贝有600名武装人员；“伊冯”（盖伊·沙尔斯的代号）在全省范围内管理300名法国共产党员。所有的指挥官都告诉科尔比和勒隆，如果有武器，他们会号召更多的人上战场。

8月19日，维勒布瓦收到了从英国发来的替补无线电设备，开始发报给查尔斯站请求给不同派别的抵抗组织提供武器。这个杰德堡发报人说，仅仅为了给巴尔代组织“大量招兵买马”，就需要1000支步枪和200万法郎。抵抗组织间谍报告，德军第一百九十二步兵团的残兵败将正往约纳省东部逃窜，是游击队骚扰攻击的现成目标。维勒布瓦致电伦敦说：“我们的人渴望大行动。”

“提包客”轰炸机开始飞过约纳省的上空，给谢弗里耶选择的僻静之地空投物资，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有十几次空运。维勒布瓦每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对法晚间新闻广播，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后一些无聊的废话中，包含了约纳战地午夜将接收伞降的代码。科尔比、勒隆和接收方蹲在灌木丛中，当听到飞机的声音时，他们点燃篝火，在田地里摆成预先设定好的字母样式，以指定空投区域。然后他们远远躲避，以免在黑暗中，香肠一样的圆柱形容器砸在他们的头上。

科尔比和勒隆开始训练新的游击队新兵如何射击，如何擦拭他们的武器，为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如何组织连队发起攻击的建议。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那些老游击队员的作战技能差得很。比如，马基群落的斗士喜欢把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打光，而不是快速连发射击以节约弹药。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科尔比估计，约纳省的非正规军增加了三倍。

他和勒隆与训练过的游击队展开了行动，伏击德国巡逻队，骚扰公路上的车队，炸毁敌人的补给站等。一架德国空军歼击机因为燃油耗尽被迫降落田间，科尔比带领游击队的一个连去夺取飞机，抓获飞行员。但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也赶到了现场，不消片刻，科尔比就明白，那些斗士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游击队设法射中了飞机，可面对德军铺天盖地的火力，他们也只能逃窜。为了不让抵抗组织使用飞机，敌军还放火烧了飞机。8月21日，维勒布瓦电告伦敦：“双方角逐正在展开。”但“布鲁斯”特工队现在急需迫击炮、火箭筒、攻击步兵的小型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短距离反坦克炮。科尔比和勒隆意识到，他们必须采用“打一枪就跑”的袭击战术，首先直接瞄准射击车队或巡逻队中德国国防军军官，然后分头散开，避开敌人的反击。游击队在与德军硬碰硬的战斗中遭受重创，因为敌军毕竟久经沙场，而且有良好的装备。

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很快适应了日常的工作，如分发武器、训练民兵、执行任务、与抵抗组织领导人讨价还价等。他们的战斗演变成一种孤军奋战的疲劳战术，时不时还充满了恐怖。他们尽量维持军人风范，然而却鲜有机会洗澡和刮胡子，大多数时候穿着破旧的平民服装，只在衣领上别着他们的军衔。为取得游击队的信任，他们就得与游击队同吃同住，这意味着吃篝火边上的原始大餐。烟草是奢侈品，炒橡子取代了咖啡。他们的作战方式不是传统步兵的日常激烈对殴，而是打一下就跑。幸运的是，敌人不可能出现在约纳省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穿着便装远行而不会遭遇德国士兵。万一遇到，他们通常也会花言巧语蒙混过去。但是他们没有后援部队，没有救援骑兵，没有后方指挥所可以返回休息和放松，很多时候总是被搅扰也不能痛痛快快睡觉，也很少得到总部的鼓励，信件也就更少了。他们完全孤军奋战，还不得不提防有时法国游击队从背后使坏，而同时还要与他们建立持久的友谊。至于战友之情，只有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他们三个相依为命。

然而，这个使命为三名突击队员注入了活力，他们准备采取更大胆的行动。8月21日，一名抵抗运动领导人从巴黎赶来，要求空投武器，以备游击队在市政府大厦作战。维勒布瓦第二天给总部发报称，城中已无德国防空炮台威胁盟军飞机，建议无论日夜都可将小型武器和反坦克炮空投到附近的西岱岛——位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我们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想法，”科尔比在行动后的报告中写道，“但考虑到巨大的公众宣传和士气影响，我们觉得值得尝试。”伦敦方面迟迟不做答复。这些急于求成的“布鲁斯”特工队成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问题正在酝酿。

艾森豪威尔不想打断进军德国的步伐。他原本打算绕开巴黎，以避免代价太大的巷战，并保护养活了500万人的城市。他认为，在盟军削减北方补给线后，纳粹将不得不放弃这座城市。“布鲁斯”特工队此时提议继续助长巴黎的叛乱，并不在艾克的“游戏计划”之中。但戴高乐毫不留情地对他施压，迫使他批准先解放巴黎。在“布鲁斯”特工队发出消息两天后，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少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在美国第四步兵师的支援下，挺进了巴黎。

8月26日，谢弗里耶的游击队解放了欧塞尔。同一天，科尔比跨越美军前线，拜访了奥尔良附近和约纳以西的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柏林再也无法控制在法国的作战行动，法国驻军部队已经筋疲力尽，高级战地将领完全无视希特勒不切实际的“元首命令”，想方设法撤离到了德国边境的防御区。对于约纳省附近的德国国防军来说，能够得以喘息的机会就是：令人兴奋的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快速推进，此时由于供应和燃料短缺而不得不放缓。尽管科尔比和勒隆在哈灵顿机场收到了一套与美军接头的暗号，但此时穿越美军前线依然危险重重，盟军部队已经遭遇了很多身穿美军制服的留守德国特务的袭击，所以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自然会多个心眼，怀疑这个看上去很邋遢却自称是战略情报局少校的便衣特工。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科尔比拉到了巴顿总部的战略情报局分队，一名安全官员质问了他一些预设的问题，以判断他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