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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的信开启了战争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一场最激烈的交锋。五天后，苏联领导人回信声称：杜勒斯的谈判将让希特勒从意大利调兵对准苏联。德国人已经“利用谈判”把三个师团从北意大利转移到了东线。斯大林斥责道：“这种情况正在激怒苏联的指挥官，并制造不信任的依据。”

并非如此，罗斯福在3月31日做出了回应，美国不会与德国进行“允许他们把意大利前线部队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谈判。关于斯大林提出的三个德军师团的转移，罗斯福指出，他们是在“日出行动”谈判开始之前就调走了。4月3日，斯大林开始了另一番严厉抨击，信的开头他就这样居高临下地说：“就算假定你没有被充分告知”，斯大林写道，他的将军们告诉他，“日出行动”的谈判已经导致了凯塞林同意打开他的西线，“并允许英美军队向东推进”换取和平谈判的让步。

斯大林的多次指控，震惊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愤怒至极的罗斯福次日回信，“令人震惊的观念居然传到了苏联政府”——说他会与德国人达成这样一个肮脏的交易。罗斯福愤然地指出：“如果就在我们胜利在望之际，在承受了生命、物质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后，让这种信仰缺失的不信任影响整个事业，这将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恕我直言，对你的情报人员，无论是谁，对我和我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的行为进行这种卑鄙的歪曲，我不能避免地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

斯大林收到这份痛斥的两天后，尽其可能地写了封貌似道歉的回信：“我从未怀疑过你的诚实和可靠。”“日出行动”的公函交锋到此止住。

4月2日，帕里利来到了阿斯科纳，简要向杜勒斯、莱姆尼策和艾雷概述了希姆莱与菲廷霍夫的问题，并传达了沃尔夫的口信：至少需要“10天”。美国和英国将军们回到了卡塞塔，告诉亚历山大：“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军队投降的机会堪忧。”杜勒斯怀疑，沃尔夫是在拖延时间，在等待盟军进军奥地利后创造足够的混乱，这样在他行动时，他的家人可以免遭报复。

然而，沃尔夫一直在不断地做菲廷霍夫的工作。到4月8日，他终于说服菲廷霍夫同意无条件投降，但将军提出了一个条件，投降要有“荣誉的军事条款”，有些条款是象征性的，如盟军到来时，允许德国人立正，但其他条件卡塞塔严词拒绝。比如，保证菲廷霍夫的指挥部完好无损，让士兵返回德国而不是被带到英国或美国战俘营。此外，4月第二周，盟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局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亚历山大的第八军团已经突破了阿金塔口到了费拉拉，而他的第五军团已经冲到了博洛尼亚西面的波河流域。对哈罗德爵士来说，和平协议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沃尔夫的迟迟未“交付”，杜勒斯早该放弃“日出行动”了，但他仍然对外交游戏如痴如醉，他的上司暂时没有阻止他中断游戏。他从亨利·海德的机构，借了一位很有价值、会讲德语的无线电操作员“小兵沃利”，并把他送到了党卫军总司令部。“小兵沃利”是瓦茨拉夫·赫拉德茨基的化名，26岁，个头矮小，不善言谈，是达豪集中营的捷克幸存者。他在齐默位于米兰的办公室装了一台无线电，可以让杜勒斯和沃尔夫即时通讯。4月10日，多诺万的一位助手请求罗斯福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设法特快专递给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院的总统一份备忘录，上面有杜勒斯的电报报告，称菲廷霍夫想以“军事荣誉”投降。塔利从不知罗斯福是否读了这份备忘录。

4月12日晚上，多诺万飞往巴黎，入住了里兹饭店赫尔曼·戈林曾经下榻的套房，准备次日早晨与凯西用早餐的时候，了解渗透德国行动的最新消息，随即开启紧张的会议行程安排。他午夜子时上床睡觉时，丝毫不知，白宫就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6点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公告。次日早晨，当这个间谍头目正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一个助手冲了进来，带来了罗斯福逝世的消息。

凯西向多诺万做汇报时，看到他坐在套房的床边，耷拉着脑袋，喃喃自语：“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消息。”罗斯福一直在保护他的间谍机构免受华盛顿强敌的攻击，多诺万对接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所知甚少，不能指望他保护他的战略情报局，或支持他的战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但这位间谍头目很快就恢复常态，专注地听着凯西描述他的或成功或失败的任务。

次日上午，4月14日，多诺万同样急切地聆听杜勒斯的汇报。杜勒斯来到里兹饭店，他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刚出炉的羊角面包，一边描述“日出行动”目前的搁浅，是因为菲廷霍夫“荣誉投降”中的许多条件不可能。多诺万告诉了杜勒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尖锐的信函往来。杜勒斯很惊讶，不知为何多诺万仍然对投降谈判的热情不减，并敦促他的伯尔尼站长尽其所能达成圆满的结局。当天深夜，在他们会议终于结束后，当杜勒斯穿过里兹饭店昏暗的走廊时，一个陌生人走近他，问他“110”在哪儿，杜勒斯着实吓了一跳，那是杜勒斯秘密文件上的密码，莫非他的身份暴露了？难道此人知晓他来里兹饭店的目的？在脱口而出“正是本人”之前，他突然清醒过来，原来这个人正在寻找他的房间，而他的房间号正好是“110”。回到伯尔尼，杜勒斯几乎再次受惊。齐默突然出现在卢加诺，带着沃尔夫亲笔写的三页长的吊唁信，表达他对罗斯福去世的“真诚和深深的同情”。

罗斯福告别人世的当天，丘吉尔给斯大林发函，希望“猜字游戏（‘日出行动’）的误会就此结束”。显然，英国首相急于想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尽管他们并未准备结束谈判，但亚历山大的顾问们越来越怀疑沃尔夫只是在牵着杜勒斯的鼻子走。丘吉尔的外交部从未明白不让俄罗斯人参加早期谈判的意义，现在又开始担心斯大林插进来影响谈判的政治后果了。

由于“猜字游戏”（“日出行动”）没有“前途”，丘吉尔的外交官认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痛点”。他同意了这个观点，并给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发了一封“私人绝密”消息，建议终止谈判，不然斯大林又要在心里编织更多“阴谋”并提出新的不合理要求，“令我们无法容忍”。

沃尔夫并未意识到盟军方面日益增长的反对他的势头，还在继续游说菲廷霍夫和将军手下的其他高级官员参与投降。但“批评家”面前的障碍层出不穷。一天一名身穿便衣的神秘男子，突然出现在利古里亚的德军在热那亚的情报部——一个隶属于德国国防军的意大利法西斯部队，并声称他是英国上校，带来了亚历山大的口信：菲廷霍夫应该终止与杜勒斯的会谈，直接与英国谈判。这个人带来的消息令菲廷霍夫毛骨悚然，杜勒斯怀疑此人是苏联派来的奸细，目的是为了让将军认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正在考虑投降。希姆莱再次把沃尔夫传唤到了柏林，这次4月18日之行，把他带到了元首地堡，让他亲自向希特勒解释。沃尔夫留下了一个“个人声明”，无异于一封遗书类的东西，让帕里利把它交给杜勒斯保管。

凌晨4点，苏联红军对柏林发起了最后的总攻，穿过希特勒地下私人住所的走廊，沃尔夫被领进了一个作战会议室。元首的助手担心他们的领袖已接近神经崩溃。他弓腰驼背，晃晃悠悠地来了，憔悴不堪，眼睛布满血丝，右手不停地哆嗦。根据日后沃尔夫对杜勒斯的讲述，希特勒虽然很恼火但并无恶意，斥责沃尔夫对盟军的做法（卡尔滕布鲁纳早已经向他通告）是“对当局巨大的蔑视”。独裁者并没有指责沃尔夫在其背后的行径，相反他似乎有点嗔怒，说他的党卫军上将对意大利单一前线的和谈，可能会打乱他与盟军更宏伟的计划。

沃尔夫用满脸真诚的目光直视着希特勒，平静地总结了他在意大利的谈判，坚称他只是遵照元首2月6日下的探索与盟友接触的命令，而且说，他现在已经与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建立了直接联系，并问希特勒是否想利用这种联系。

希特勒说，他明白了。不过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明白了，他问沃尔夫，意大利前线投降的条件是什么？无条件投降，上将回答。希特勒让他下午5点左右再来，他要打个盹，仔细考虑沃尔夫的所作所为。当沃尔夫再回来的时候，希特勒指示他，飞回意大利，“代我向菲廷霍夫问好”，拖住美国人，争取比无条件投降更好的条件，但在他下令之前，不要签署任何东西。希特勒相信他在柏林能坚持八周，在此期间，他丧心病狂的心里想着，西方同盟国与苏联之间要爆发战争，他可以隔岸观火。希特勒说：“然后，哪方先接近我，我就跟哪方联手。反正跟哪方都一样。”4月20日，沃尔夫回到了他的总部，打开了一瓶香槟，与多尔曼和帕里利庆祝“自己的脑袋没有搬家”。

但沃尔夫并不知道，他也只能庆祝自己活下来，再无其他。就在当天，联席会议命令战略情报局终止“日出行动”。参谋长们在命令中指出，北意大利的德国人“无意投降”，会谈只是为了激怒苏联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亚历山大发出了同样的指示。怒火中烧的杜勒斯致电华盛顿，称他意识到“命令就是命令”，但在4月21日的两封长信中，他列出了他能想到的随之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首先，“小兵沃利”还安插在沃尔夫的总部，杜勒斯现在不得不想办法安全地把这名战略情报局特工调回；其次，瑞士当局曾不遗余力地安排这些会谈，而杜勒斯不想就此中断而疏远他们；还有“日出行动”将彻底挫败未来的“高山堡垒”。他强调虽然与苏联合作很重要，但美国不应该放过因加快投降而挽救生命的机会。此外，杜勒斯预言道，如果北意大利的德国人不投降我们，他们就会向苏联人投降。他据理力争道：“现在中断这个洽谈太早了，不差这么一两天。”多诺万了解他的下属有意探测关于命令的底线，于是给杜勒斯发报，希望他“严格遵守”联席会议的命令。杜勒斯答应他会遵守命令的。

4月23日，星期一，本来就难遵守命令的杜勒斯，此时更加纠结。沃尔夫终于连哄带吓地威胁菲廷霍夫接受了投降（虽然菲廷霍夫依然对大打折扣的条件抱有希望），就在当天越过了瑞士边境，来到了魏贝尔在卢塞恩的别墅。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副官温纳上校、陆军中校维克多·冯·施万尼茨——菲廷霍夫的一名高级参谋（祖母出生于美国，因此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随身携带着书面授权书，代表将军与沃尔夫一起在卡塞塔的投降文件中签字。当天早晨，魏贝尔打电话告诉了杜勒斯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杜勒斯匆忙与盖沃尼兹赶到了卢塞恩。他向华盛顿保证不会与沃尔夫见面，去卢塞恩是要看看魏贝尔有没有从德国人那里捞到什么情报，好传达给战略情报局总部。很显然，杜勒斯在利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他能找到的含糊之词，不让“日出行动”中途夭折。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请求伦敦和华盛顿收回成命，并告诉杜勒斯“少安毋躁”。杜勒斯膝盖痛风再次发作，让他疼痛难忍，盖沃尼兹不得不找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星期一晚上，杜勒斯蜷缩着与魏贝尔、胡斯曼、帕里利在一起，告诉他们盟军已经停止了投降谈判。但是他让他们告诉德国人耐心等待。沃尔夫同意等上一两天。

但4月25日，星期三晚上，杜勒斯仍然不露面，这位党卫军将军回到了加尔达湖总部，留下了温纳全权处理，如果盟军接受自己的投降，由上校和施万尼茨将有关文件带回卡塞塔，他就交出党卫军部队。

杜勒斯向华盛顿发出多封电报，要求改变命令。时间似乎像凝固了一样，他只能干坐着等待消息。魏贝尔跟他抱怨说：“我们的境地尴尬至极，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被世世代代的后人所耻笑。”到目前为止，投降的意大利德国军队数目已大大缩水。此时“日出行动”仍将拯救生命，但随着亚历山大迅猛的进攻，所拯救的生命将更多的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和美国人。对杜勒斯来说，这是他在谈判中最让人沮丧的一点，随着联席会议一直保持沉默，他后来回忆道，一切“都将在无望的混乱中结束”。

1945年3月24日—6月28日

威廉·科尔比的挪威特别行动组执行“赖普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