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第1页）

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与姚雪垠同志商榷

《文汇月刊》今年一、二、三期连载了姚雪垠同志的《评〈甲申三百年祭〉》，对郭老的这篇文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文中说，《甲申三百年祭》“是在中国的特殊土壤中产生”，代表了一种“不严肃、不谨严的学风”，是“糟粕”“泥沙”“黯然无光的著作”“反科学的历史著作”，因而必须“推倒”；只有这样才算“是对祖国历史负责，对全国读书界负责，对千百万中学生负责，而同时也是对郭沫若同志负责”。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仿佛不把郭老的这本小册子彻底否定，“我国学术文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姚雪垠同志的“发难”，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有的同志说：“姚雪垠的文章，为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批评，带了一个好头；这一点，也许比这篇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还显得宝贵。”[1]记得雪垠同志的文章里说：“两三年来，学术界争鸣的风气逐渐展开，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是我国学术文化走上兴旺发达的开始。”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也不揣谫陋对姚雪垠同志的文章谈点个人意见。

一

《甲申三百年祭》是我国现代史学的一篇优秀作品，它曾经在人民革命事业中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今天对它进行评价，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撰写和流传的时代背景。姚雪垠同志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结论说：《甲申三百年祭》“是在中国的特殊土壤中产生”的“反科学的历史著作”。“特殊土壤”一词比较费解，细察姚文不外是两层意思：一是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的书少得可怜，许多问题都没有弄清，就急于撰文，态度又轻率，自然只能写成这种黯然无光的著作，这是雪垠同志感到遗憾的事；二是这样一篇本不足道的文章发表之后，竟然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只是由于它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才被捧成了“权威性的史学著作”，在广大读者中传播了消极影响，对历史科学的发展起了禁锢作用。事情既然是这样严重，雪垠同志的大声疾呼，鸣鼓攻之，自然就有道理。而我们闻声而来，于大惑不解之余希望一察究竟，也应当允许吧。

《甲申三百年祭》确实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它发表于1944年3月，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正处于两种命运的决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它们的混血儿官僚资本主义仍占着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光明取代黑暗，地平线上朝霞初现的时代。郭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所做出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由于我国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史籍汗牛充栋，郭老同任何一位史学家一样，都只能专精于一定范围之内。他不以明史见长，更从来没有以明史权威自命。他之所以选择了明清之际的史事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他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浮想联翩。他看到人民革命越是接近胜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居功骄傲，不要“纷纷然，昏昏然”，对残存和潜在的敌人失去警惕。他想到了团结的重要，既要保持革命队伍自身的一致，又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作者出于这种同人民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感情，在百务繁忙之中抽出时间研究大顺农民军革命成败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终于赶在大顺军攻占北京三百周年的前夕，写出了纸贵洛阳的篇章。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便立即遭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抨击，事情本身就说明这篇著作是同一种什么“土壤”联系在一起的。文以载道，郭老如椽之笔把深邃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一扫枯燥说教的陈腐气息，文章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它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为整风文献，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历史早已做出定评，对于绝大多数当时和后来的读者是不存在异议的。随着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甲申三百年祭》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成了脍炙人口的一篇史学名文。简单回顾文章撰写和流传的经过，希望有助于认识和回答雪垠同志所说的“特殊土壤”。

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但是，我们也毫不讳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这正是它的优点。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郭老的文章在这方面有鲜明的体现。雪垠同志借口文章同政治的关系密切，却不正面分析这里谈的是什么政治，就在“特殊土壤”的晦涩言辞下加以批判，这是我们难以同意的。在姚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出现“过分将政治同学术混在一起”的倾向，错误地把学术问题生拉硬扯地说成政治问题。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过，无疑应当引为鉴戒，避免别有用心的人物再次兴风作浪。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需要为了表示“纠偏”，就把过去一切同政治有联系的史学著作统统视为“特殊土壤的产物”而加以鄙弃呢？从此钻进象牙之塔为历史而历史呢？显然，走向这个极端也是不正确的。人们记得，雪垠同志在1977年写的《李自成》第一卷重版前言里，把自己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同当时的政治也是挂得十分紧密的，给予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他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都是一发发射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炮弹。特别是雪垠同志写了一大段文字叙述自己如何争取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使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想，雪垠同志绝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李自成》也列入应当否定的“特殊土壤”的产物之列吧？这件事例至少说明对于学术文化成果曾经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表示深恶痛绝是没有道理的。

谈到这里，雪垠同志可能会争辩说（他的大作中实际上已经阐述得够多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谬误百出的“糟粕”，只是由于周恩来同志支持于前，毛泽东同志推荐于后，才被树成了“权威性的史学著作”；而自己的著作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在态度上是严肃的”，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自应另作别论。换句话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学术！好吧，我们也就从学术的角度来做一点探讨。先谈《甲申三百年祭》。

上文已经指出，郭老学识渊博，但他的专长不在明史，主要是在先秦方面。《甲申三百年祭》不是郭老长期潜心研究的学术结晶，这是事实；再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作者有很大可能未查阅大量文献并且对涉及的史实进行精确考证。因此，文中涉及的有些史实存在某些疏误，这本来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不带偏见，那就应当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我国史学界，对于包括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在内的人民革命史认真地加以研究，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提上日程的。经过史学界和业余爱好者30年来的探讨，发掘了大量史料，分析和辨伪能力大大提高了，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有什么人借助于学术界几十年共同努力才取得的成果，去嘲弄开创者早期作品的不足和某些失误，显示自己的高明，那就很难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甲申三百年祭》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篇史学名文，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史籍中被斥之为“盗”“贼”“寇”的农民起义充满着同情，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做了无情的鞭挞，这和四十年代中期史学领域里的同类著作相比，无疑要高出一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为后来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许多史学界的同志都或多或少地从这篇名文中获得了教益。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评价《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作者的历史地位，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史学界的许多同志虽然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四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照耀下结出的一个丰硕果实，但并没有人把它看成终极真理。我还是在姚雪垠同志的这篇大作里，才第一次看到《甲申三百年祭》被封成了不准越雷池一步的“权威性史学著作”。像这种把自己想要推倒的对象先抬起来然后重重地摔下去的做法，应该说是同作者所标榜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是不相符的。

“长江万里，何能不千里一曲？”古往今来探索真理的人们，包括各个领域内的大师们，错误总是难免的。开创的东西大抵都不够完善，后进者理应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事业推向新的水平。用轻薄的语调评论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些大师业已结束自己的劳动，长眠安息，不再能够对牵涉自己的问题做出说明和表态的时候，评论更应当力求合情合理。像雪垠同志这样一面自列门墙，引为知己，一面深文周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往往不能自已，目的在于把郭老一篇影响比较大的、也是写得比较好的著作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能使人心服。时至今日，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甲申三百年祭》的部分论据和某些提法已经显得比较陈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弥补了它的不足。尽管如此，郭老这篇著作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文中痛切地指出的一个以革命为宗旨的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的历史经验，直到目前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它作为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史学名文必将流传下去。它一定还将拥有广泛的读者，也一定还会受到应得的赞扬。

郭老的治学领域很广，有些方面成就很高，有些方面薄弱一些，他的学术见解有些很精辟，有些则不免失之偏颇。但就总的方面来看，郭老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肃的。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却从不自满。偶有失误，一经别人指出，总是很快地改正，确有虚怀若谷的风格。仅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例，这本小册子早已成了享有盛誉的作品，但是郭老并没有故步自封，每逢别人提出合理的批评意见都虚心接受。1955年湖北通城县根据《明史》等书的记载误以为李自成牺牲在本县，修建了李自成墓供后人景仰，郭老曾为之题词。不久，《历史教学》发表考证文章指出“通城说”的错误，李自成牺牲的地点应当是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郭老看到以后特地写了一封信，说：“这一考证，确实有据，是可以信赖的。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注销并改正。”[3]姚雪垠同志的这篇大作提到他在1977年曾经把小说第一卷修订本前言的打字稿寄给郭老，信中说：“‘前言’中关于对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和您从前的意见相违。正如西哲之言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也算学生同老师争鸣吧。”郭老在病中回信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郭老这种追求真理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作为一种纯正学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雪垠同志把郭老的信公布出来，似乎只是为了向读者显示连郭老都甘拜下风。至于自称要学习郭老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读者自然是欢迎的，更希望在雪垠同志今后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二

明末清初的史籍和文献资料之多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发掘、没有利用的史料究竟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许多问题仍处于摸索探讨的过程中。雪垠同志为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查阅了不少史料，无疑是个事实。但是，我并不赞成他在某些文章和谈话中对自己在学术上达到的水平所做的估计。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版前言中，雪垠同志说：“围绕着李自成的革命经历，我首先对于每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做到深入历史，心中有数。”大概正是因为雪垠同志认为自己对李自成起义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已经“深入历史，心中有数”，才有恃无恐地指责郭老看的书那样少，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没有弄清，结论都是错误的吧。下面，我们也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李自成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做一点粗略的探讨，并就正于姚雪垠同志。

（一）据姚雪垠同志介绍，李自成原名李鸿基，上私塾时老师替他起了个表字叫作自成，后来“以字行”，李自成的名字从此传遍了全国。应当承认，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见清初计六奇所编《明季北略》卷之五《李自成起》条。然而，这条材料并不可靠。《米脂县志》收载了一篇《李自成族裔考》，其中说李自成的家族世居李家跕，原名李继迁跕，“考李家跕有万寿寺建于明代。……寺中有大铁钟一、古碑二，皆明季万历、天启朝物，碑上有李守栋、守香、守仓、自可、自良等名。惜其村人多务农，而无读书以字者，不能详考当时情形矣”[4]。这件实物证明李自成一辈起名按自字排行，他父亲（李守忠）一辈按守字排行。《清世祖实录》中记载顺治二年李自成牺牲以后，部将曾经打算推举他的弟弟李孜为主，李孜却不成材，降清后被杀。[5]清初实录中记载汉人姓名常有错误，所谓李孜当是李自，脱去了双名的第二字。此外，清初米脂、延安、延绥、陕西等省、府、镇、县志以及其他比较可信的材料都没有李自成原名李鸿基的记载。姚雪垠同志偏偏相信了错误百出的《明季北略》，从而传播了不可靠的历史知识。

（二）李自成是怎样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这是直接关系到李自成一生事业的重大问题。雪垠同志采用的是一般史籍上常见的先同侄儿李过一道往甘肃从军，后来杀了带队的将官和当地知县率众起义的“甘肃兵变说”。我在《李自成起事考》[6]一文中已经列举原始材料，证明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不足信。李自成并没有当过明政府官军，他同发生在崇祯三年正月的那次甘镇兵变也毫无关系。雪垠同志在《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一文里论证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开始就比较正规化”，形成这个特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一支起义的正规官军作为最初的队伍核心”。这种说法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对李自成是否理解得正确？是否真正抓住了李自成起义军的特点？我以为还值得研究。

（三）过去的史籍常把李自成说成高迎祥的外甥，后来又成了高迎祥这位闯王部下的一员闯将；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姚雪垠同志对这种传说的错误不仅没有察觉，而且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做出了主观推论。他在上引文章里写道：“最后我再说一个向来不被人注意的问题。在明朝末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不知有多少支，几乎数不清楚。差不多大小头目都有一个诨号。……高迎祥指挥下的义军首领，有诨号的也居多数。可是高迎祥本人没有诨号，李自成没有诨号，他手下的重要将领绝大多数没有诨号，‘闯王’和‘闯将’都不是诨号，而是称号。”1977年他又重申这一观点说：“高迎祥的为‘闯王’一词不是绰号，而是代表军事领导地位的称号。在明末十三家义军中只有高迎祥一家有这个称号。”[7]据我的查考，李自成从来就不是高迎祥的部下，闯王、闯将和乡里人、老回回等一样都是绰号。李自成在崇祯三年领着本地饥民投入不沾泥为首的队伍，被编为八队。不久，不沾泥接受明政府的招抚，李自成因不愿受抚，同不沾泥分手，从此他所领导的八队就成了农民起义中的一支独立队伍。清初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侈谈什么荥阳大会，说李自成当时是高迎祥部下偏裨，不为人们所知，只是因为在会上发表了一通“分兵定向”的战略演说才崭露头角。这种记载表明吴伟业对李自成的早期斗争经历缺乏真正的了解。崇祯五年八月，明山东道御史刘令誉的奏疏中就说：“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8]同年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指挥官军追紫金梁、邢红娘等部时，李自成和八金刚、过天星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突然由河南怀庆地区进入山西，一举攻克辽州。张宗衡大出意料，他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故放松，令其**东向。”[9]这类材料确凿无疑地证明李自成早在崇祯五年就已经是一支重要的起义军的首领。由于明政府官员和封建文人常用“闯贼”这个敌意词称呼闯王和闯将，因此在史籍中高迎祥和李自成的事迹往往弄混，甚至用封建等级观念去乱套，把闯将说成了闯王之下的一员将。这是对明末农民战争前期史实的一个重大误解。其实，只要对现存明末残档和当时任事官员文集中保存的奏疏等资料加以排比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自成和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一样都是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首领，各部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各自为战。明末各支农民起义军的走向统一是相当晚的事情，直到崇祯十五年后期李自成的实力和威望大大增长以后，罗汝才和革左五营才从同李自成联合作战逐渐转变为在李自成领导下统一起来。至于高迎祥在崇祯九年牺牲以前，他所带领的那支起义军一度是各部当中最强的一支[10]，但他从未享有什么“军事领导地位”。李自成的母亲有金氏、吕氏等说法，还没有看到高氏的记载，所以说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也难以成立。由此可见，雪垠同志关于李自成早期革命经历的论述基本上是因袭旧说，而且这些旧说又经不起原始材料的检验。要把这段史实论证清楚，需要列举大量史料，这里只能略抒己见供雪垠同志参考。

（四）有关李自成起义中期的情况，姚雪垠同志在1978年写了一篇《李自成从何处入豫？》的大作。他在文章开头宣称，“李自成究竟从何处进入河南，是我们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人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批判了“至今常为历史学界所采用”的说法，提出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李自成入豫以前长期息马于郧阳深山之中，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中旬从湖北郧阳、均州之间的小路奔入河南。我在《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11]这篇同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里列举材料指出：一、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一年连续遭到重大挫折之后，部众大约剩下一千名，入豫以前长期转战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接境地区，活动比较频繁，因此任何一种深山息马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二、李自成部的入豫是经陕西兴安、商洛地区进入河南内乡、淅川一带的；三、其时为崇祯十三年七月。拙稿对雪垠同志的基本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以来已近三年，没有看到雪垠同志的反应。在这次评郭老的文章里又提到《李自成从何处入豫》这篇大作，他说，“我现在不重复这个历史问题，只想指出郭沫若同志将前人所说的‘鱼復诸山’改为‘鱼腹山’，也是反映一种不严肃的学风”。郭老一字之差也要作为“一种不严肃的学风”的典型事例一再提出批驳，那么雪垠同志自己的文章被旁人指出基本论点都站不住脚，为什么却一声不吭呢？如果雪垠同志仍然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比较可信的，欢迎他对我进行严肃的反批评。[12]

三

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史籍记载中碰到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李岩问题。姚雪垠同志的文章也是“围绕着李岩和刘宗敏两个人物的问题，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错误进行评论”的。他在文中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批判郭老未能察觉有关李岩传说的不可靠，而且说了这样一段话：

郭老治学，常从个人兴趣出发，穿凿附会，而不从历史科学出发。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重要论文，为什么不多找一些资料看看？既然有不少野史和《明史》说李岩是杞县人，李精白的儿子，又说红娘子破城劫狱救出李岩，为什么不找《杞县志》和《开封府志》看看？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像《杞县志》《开封府志》《豫变纪略》等书，以郭老的声望和地位，都不难从图书馆中借到。我虽然尊敬郭老，但对他在写作这样论文时不肯多看一点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对读书界影响深广，常常感到遗憾。

在这里，姚雪垠同志的巧于论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完全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术界在李岩问题上的探讨过程。有关李岩的故事自从明末清初小说家编造出来以后，逐渐渗入史籍，到钦定《明史》采纳进去之后就成了“定论”。郭老的失误说得再大也不过是因袭旧文，未能跳出前人的窠臼。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20年之后即1964年，学术界曾经就李岩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当时虽然也有同志（如曹贵林同志）对部分史实进行了有益的考核，但并没有怀疑到有关李岩的全部“事迹”都出自编造。姚雪垠同志在1964年《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也仅仅是在李岩评价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里写道：“李岩的参加，对李自成的后期事业起了不小作用，但决不能看作是主要因素。”事情又过了13年即1977年，雪垠同志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中仍然说：“大顺军确有李信这个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自己在33年之后仍然没有察觉李岩传说的不可靠，一再撰写论文说“确有李信”，现在却无端地指责郭老在1944年“不肯多看一点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甚至表示“遗憾”，这难道有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吗？1978年拙稿《李岩质疑》发表以后，雪垠同志在给《羊城晚报》编辑同志的信中说：“今年《历史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顾诚同志的《李岩质疑》，彻底否定了李岩的存在。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传统的、伪造的、在当代‘家喻户晓’的有关李岩的事迹是有力的批判，响亮的争鸣。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也不尽同意。”[13]雪垠同志指出我的某些论点缺乏有力的史料根据，后来我在《再谈李岩问题》[14]里做了一些补充，尽管如此，有的地方仍然显得单薄，还需继续努力，也殷切地希望其他同志发掘出更多的材料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雪垠同志在李岩问题上对郭老指责过分，我以为是不好的。为了渲染郭老学风的“不严肃”，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说郭老“不肯”多看点书，连《杞县志》等书都没有看过。可是，雪垠同志的这篇评论文章却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直到现在还没有查阅过康熙三十二年修的《杞县志》，而这部书正是最早提出李岩真伪问题的重要史籍。所以他在抄录《李公子辨》时，只能依据《开封府志》的文本，而抄录杞县“大事记”又只能从乾隆县志中转录康熙旧志的记载。根据查对，可以知道雪垠同志曾用《开封府志》文本同《甲申朝事小纪》以及《豫变纪略》所附文本校读。如他的引文中“杳无凭据”的杳字空格，《府志》作“杳”，《小纪》作“皆”，雪垠同志未见康熙《杞县志》，心中无底，只好画个框框顶替。更明显的是下面一段话：《府志》作“谓其所杀知县，考杞志莱阳宋玫崇祯元年由永城调杞，四年行取兵科，仕至工部侍郎”。《小纪》本作：“谓其所杀宋知县也，则宋玫乃崇祯元年由永城调杞，四年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而康熙《杞县志》的原文是：“谓其所杀者宋知县也，则宋玫乃崇祯元年自永城调杞，四年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雪垠同志为了避开《府志》文本中“考杞志”一语，换用了《小纪》的文字；又因《小纪》作“四年行取吏科”，《府志》作“兵科”，不知何从，只好采取《豫变纪略》的简文“四年行取，仕至工部侍郎”。又诸本均作“岩因发粟赈饥”，雪垠同志自行改发粟为“发廪”。这么一来，作者虽说是“现将《府志》所附《李公子辨》抄在下边，供大家研究”，实际上是经过他拼凑的最新文本。作者写道，“这篇比较重要的《李公子辨》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全采入了《樵史》中关于李岩的荒唐传说”，其实，《李公子辨》只说“《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妄行采入”并不能解释为“全采入”嘛！下文又说“《樵史》所记李岩事，与今所见《鹿樵纪闻》不同”。《李公子辨》内并没有这句话，雪垠同志的这类批评常使人莫名其妙。在狠批郭老“不严谨”“轻率”的时候，自己连引用史料都不能做到忠实，也算一件怪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雪垠同志1977年写的《李自成》“前言”里专门写了一节评论杨嗣昌和朱由检，从后来的文章可以判断他写论杨嗣昌的时候连杨嗣昌的文集也没有看。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说雪垠同志“不肯”多看点书，而是说一个人精力有限，忙于其他事务就难免顾此失彼。雪垠同志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叙述李岩的悲剧用了四次“假使”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通，接着写道：“‘假使’不是绝对不可用，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是在评论者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体的、确实无误的、与各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之后，方可提出来科学性的假设。”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雪垠同志的笔下却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大顺军中大概有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为什么他变成了‘箭垛式’人物，我也不清楚。”就历史人物而言，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能用什么“大概有”的。雪垠同志做出“大顺军中大概有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这种假设，难道是“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体的、确实无误的、与各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吗？

《评〈甲申三百年祭〉》对郭老大加非难的另一个问题是刘宗敏。从史实上看，郭老对刘宗敏的评价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雪垠同志在“两个关于刘宗敏的重要问题”上批判郭老不科学都还值得商榷。这两个问题一是追赃助饷，一是陈圆圆。后一个问题雪垠同志专门写了一篇《论〈圆圆曲〉》，在这篇文章里又列举了陈圆圆记载中的九款矛盾。把陈圆圆的问题提出来，对于弄清大顺军在北京的活动和山海关之战是有帮助的。不过，列举出各种史籍记载上的矛盾还不等于解决问题。陈圆圆事比较难于弄清，是因为这类阃闱之事暧昧难明，官方文书既缺乏记载，私家命笔又难免增饰掩迥，再加上好事之徒以耳代目，上下其手，使后来的治学者常常陷入歧路亡羊的困境。我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15]一文里就自知力薄识浅，只好把陈圆圆的问题列为导致吴三桂叛乱的两种说法之一。读了雪垠同志的文章，觉得他也没有搞清楚，引用的材料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说：“我既不是否认陈圆圆的存在，也不是否认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而是认为简单的事件被传奇化了。我认为下面的史料所云陈圆圆到了宁远，比较合乎情理：

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宏遇游南京，吴阊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宏遇欲之，使人市顾寿，得之。而沅尤幽艳绝世，价最高。客有干宏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献之。是岁宏遇还京，病卒。后襄入京，三桂遣人随襄入[京。自]宏遇家买沅，即遣人送之平西。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从优人潜遁，而沅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拷之酷。”[16]

接着，雪垠同志声称，“我认为以上史料比较真实或接近真实”。但他又断然宣布“由我发难，开始指出其不符合事实，并否定吴三桂是因陈圆圆降清之说……”所引史料既然说刘宗敏逼吴襄交出陈圆圆，没有达到目的就“拷之酷”，那么，吴三桂得到消息说刘宗敏要夺他的爱妾，使老父也受到连累，遭受严刑拷打，因此一怒而去也是说得通的。可见，雪垠同志的论证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不过是在刘宗敏把陈圆圆弄到手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种倾向性意见而已。

关于追赃助饷，雪垠同志说：“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是不知道追赃是大顺军的政策，所得银子是大顺国库收入，不能作为刘宗敏之罪。（此处似当有“一是”或“二是”两字）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派给郭老的这两条错误都不合适。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只说了刘宗敏进京后忙于追赃，这种事交给刑官干就行了，像他这样第一流的大将如能出镇山海关，形势就将大不相同。郭老的这种叙述并不能构成或引申出雪垠同志指责的第一条错误，大体而言对刘宗敏的这种批评还是站得住的。不管是李自成指定还是刘宗敏自告奋勇，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由他去主持追赃事务，确实是杀鸡用了牛刀。大顺军进京之后对投降过来的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在策略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这就牵涉到明内帑的问题。因为大顺政权宣布了三年免征，如果内帑早已空虚，不搞追赃助饷无法解决军队和政权机构的费用。

为了判断郭沫若同志是否“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需要对大顺军进京时的内帑情况做一点必要的探讨。明朝末年皇宫中的内帑一直是个说法互歧的问题。崇祯年间由于财政破产，国库空虚，内外臣工们经常要求发放内帑以解燃眉之急。朱由检却硬说内帑罄竭，只有用加派赋税的方法来应付日益增长的军费。所以，崇祯一朝十七年间三次加派，总额高达一千多万两，超过常年赋税的一倍。朝廷还雷厉风行地以征解足额与否作为考察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以致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有司但行催科，不问抚字。”朱由检的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把大批农民赶到了起义军一边去，结果是加速明王朝的灭亡。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明朝大学士范景文亲眼看到了这场天翻地覆的变革，自尽前说了一句老实话：“今日之事，皆谋国者深刻剥削致此。”[17]

那么，朱由检究竟是惜帑装穷还是确实因为内帑已尽不得已而加派呢？这个问题在大顺军进入皇宫之后应当真相大白了，然而随着大顺政权的失败，史家又纷纷聚讼不休。有的说多达数千万两，足够若干年的加派；有的则同朱由检唱一个调子，说是早已囊空底尽，连宫里的金银器皿都化成锭块充作国用了。还有一种折中而又离奇的说法：宫中金银确实还多，只是簿籍被太监们藏匿，以致朱由检连自己有那么多金银都一无所知。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减轻朱由检的罪责而编造出来的，不值一驳。

雪垠同志的《评〈甲申三百年祭〉》第六部分是专门讨论明末内帑的。他说：

关于所谓宫中存银的问题，从清初开始，许多人做过驳议，其中有的人曾在崇祯朝做过与管理财政有关的官员。关于这方面的有价值文献资料甚多，可以看一看以下几处记载便知：史惇的《痛余杂记》、胡介祉的《茨村咏史新乐府》、王世德的《崇祯遗录》、李清的《三垣笔记》、谈迁的《国榷》、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这是个常识问题。倘若崇祯的库中有许多银子，他到不得已时断不会宁肯亡国和置一家一族的性命于不顾，不肯拿出库中银子。

这段话表明姚雪垠同志赞成大顺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明内帑空虚的说法。上面的引文列举的几种史料显然是以符合他自己的口味作为取舍标准。雪垠同志把史惇、胡介祉、王世德、李清、谈迁、毛奇龄诸家的著述推崇为“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而对于相反的记载则绝口不提，仿佛经过上述诸人的“驳议”就全被驳倒了似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大顺军占领北京时在场的几个明朝官员的记载。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写道：“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18]三书记载具体数字不完全相同，但都说有几千万两。我以为这些记载比姚雪垠同志推荐的那些史籍要可靠一些，因为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未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赀。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19]。康熙是了解情况的[20]，他说得很清楚，仅养心殿后面一窖就有二百万两银子；而且明代的帑金似乎还很多，大顺军带走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在顺治年间用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