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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迁海（第1页）

清初的迁海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义师，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史称迁海。清廷正式发布迁海令是在顺治十八年。这时，在西南坚持抗清的李定国等人已经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而在川、鄂交界地区的大顺军余部也没有力量进行较大规模的出击了。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由长江溯流西上，虽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这个战役的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它动摇了东南半壁，顺治皇帝也为之惊慌失措，据说甚至一度打算退出中原，缩回辽东老家。[1]长江战役显示了郑成功义师的雄厚实力，大江两岸民心的归附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切断义师同各地汉族居民的联系。迁海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一

迁海令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清廷就“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2]。但是，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顺治十六年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蔡行馨在《敬陈管见三事》一文中写道：

至于沿海一带每有倚冒势焰，故立墟场，有如鳞次。但知抽税肥家，不顾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3]

同年，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了坚壁清野的建议。他说：

逆郑虽生踞波涛，势不能不聚粮于平地。臣以为宜效坚壁清野之计，除高山峻岭不可攀缘处所外，凡平原旷野多筑坚厚墙垣，迂回其道，相地广狭，间筑城堡，可贮粮石，扎营寨兵，可守望亦可设伏。地如民产，令民自筑，免其徭粮，如系闲旷，当督守汛兵丁修筑。使彼来无所掠，去不能归，此坐而窘之一道也。[4]

在全面迁海以前，少数地方已经采取了把海滨居民赶入内地的措施。例如，顺治十七年（1660）福建总督李率泰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九月，得旨允行。[5]

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出自黄梧的建议：

海澄公黄梧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6]

另一种说法是清廷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清初王沄写过这样一段话：

呜呼，倡为迁海之说者谁与？辛丑（顺治十八年），予从蔡襄敏公（蔡士英）在淮南。执政者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濒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焕所献策也。”公曰：“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华，少时被虏出关。……从入关，始与其弟星焕相聚。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盖蔡公之言如此，呜呼，不仁哉，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7]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也持同样说法，只是方星华写作房星烨，方星焕写作房星曜。[8]

从一些迹象来看，先后提出过坚壁清野一类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人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这不仅是因为持此说的蔡士英是“从龙归臣”，官居漕运总督，比较了解情况，而且他的说法可以同其他材料印证。例如，康熙《漳州府志》记载：“先是，原任漳州知府房星晔降贼逃归，使其弟候补通判星曜上言：‘海贼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贼自散矣。’至是，上自山东，下至广东，皆迁徙，拨兵成守。”[9]又，该书卷十《秩官志》记知府有“房星烨，正黄旗人，贡生，（顺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贼，既而逃归”。另据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本省任职官员名单中按察副使项下有：“房星焕，北直永平人，廪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10]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依附清廷的汉族地主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迁海诏书发布不久，湖广道御史李之芳就“冒死条陈”八不可，其中说：“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今诏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11]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病危，不用再担心“功令之所甚严，诸臣之所忌讲”了，直言不讳地反对迁界：“臣思设兵以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之赍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12]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奏称：“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13]前引漕运总督蔡士英（蔡原籍为江苏宿迁）的私下非议也透露了个中消息。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胄。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战，决心牺牲一部分汉人的利益。作为满洲家奴的房星焕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级提拔。

二

迁海令在各地发布和实行的时间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清廷决定迁海政策之后派出大臣前往各省巡视立界，路途有远近，奉行有先后的缘故。差往各省“立界移民”的官员是顺治十八年八月出京的。[14]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迁界的范围原则上包括了沿海各省。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15]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不过，由于郑成功义师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海令也执行得最严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自江苏以北，迁海政策相对而言有逐步放宽之势。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谈到迁海情况时说：“于是尽徙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之地，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澨，片板不容入海洋。……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以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16]这似乎是个特殊情况，但同样情况在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就不大可能出现。山东距离福建和台湾较远，迁海的规模和时间都比较有限。康熙二年（1663），山东总督祖泽溥疏言，“宁海州之黄岛等二十岛及蓬莱县之海洋岛，皆远居海中，游氛未靖，奸宄可虞，请暂移其民于内地”，得到清廷的批准。[17]到三年六月祖泽溥的疏中又说，“登、青、莱三府属海岛居民已归内地，其岛内地粮应豁免”[18]，看来山东省所迁的只是海岛居民。四年（1665）三月，清廷谕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前山东巡抚周有德亦皆将民人无以资生具奏。今应照该抚所请，令其捕鱼，以资民生。”[19]所以，当时人认为清政府推行迁海政策“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20]。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发布《严禁通海敕谕》，其中说：“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下文说，“今滨海居民已经内迁，防御稽察亦属甚易”，自康熙元年（1662）起如仍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拏（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21]。这里说的从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贼兴贩者”，实际上掩盖了越界一律处斩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离上，史籍中有说濒海三十里的[22]，有说四十里[23]、五十里[24]以至二三百里的[25]。康熙三年四月洪若皋《遵谕陈言疏》中有，“顺治十八年奉旨沿海迁移三十里”，又说“迁界原奉旨三十里”。[26]洪若皋当时任职福建福宁道，他在疏中自称“沿海七百余里，悉臣管辖”，由此可以断定朝廷发布的迁海诏书中规定了以距海三十里为界。实际上由于地势不一和奉行官员的任意专断，各地所立的边界距海里数并不一样。洪若皋的疏中就说到，“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下面这段记叙多少反映了当时画界的情况：

于是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有司惧供亿之烦扰也，则采山之最高者设帷幕以俟。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定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辄百余里云。[27]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命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报告的情况来看，即使在同一个县内各处迁界的里数也不一致。例如，广东的钦州边，“边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为织篱围村、鱼洪村；三十里者为黄屋屯、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鸡窝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旧关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长山村、埠头村、那畔村、料连村；及近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岭脚村等，皆移并，三年续迁，共豁田地四百七十一顷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万安所，七十里牛头寨，五十里泽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镇东卫，附海五里海口桥、上迳镇，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顷有奇”[28]。可见，那种认为迁海是按照一个成数一律后迁若干里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有的地方所立边界屡经后移，离海越来越远。例如，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挥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29]。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同上）。“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30]“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31]又如福建省长乐县在顺治十八年十月“命沿海居民迁内地，北从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屿转壶井，直至三溪为界，络绎设八寨”。次年，“复命八寨居民内迁，北至鹤岭，南至六都井门为界”[32]。

三

清政府总是把迁海说成一项关心民瘼的德政。开始迁海时，清廷在顺治十八年闰七月上谕中说：“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33]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展界，经办大臣在刊示晓谕百姓时又说：“先因海寇陆梁，游?出没，不时抄掠尔等。皇上为尔等身家计，权移内地以避贼锋。”[34]这完全是一派谎言。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35]，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当时人留下的记载说：

以予所见言之，方海患昌被（猖披）时，当事议主坐困，迁濒海数千里内居民入内地，以绝其交通之路。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资，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36]

檄下民尽徙。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37]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38]

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尤甚。[39]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40]

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41]

昔者清野令下，迁边民于内地。民之载子女，辇家具入者如归于虚，其不能举者则委而弃之。于是，废丹青，毁神像，凡里社颂祷之神，春秋报赛之祀，皆撤而不能举。甚者游食无赖之民刮碧折木瓦以裒衣食。鬼怨神恫，山愁谷怒。[42]

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让我们先看福建省的情况。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43]。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44]。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45]。上引洪若皋疏中有一段话说：“闽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当日迁移时，凡路下之民居尽毁，而路上不毁。既迁之后，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为越禁。……孰不知以路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边者，檐溜之前即为界外。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瞭，即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无歧口旁径之分，行旅之人未谙跻径，跬步失足，防兵群系累之，以越界论，致于有司，即或得辨释放，而行橐衣资已罄掠矣。”福建沿边居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也就可以想见了。有的“汛防奸弁，身自卖法”，勒索贿银诱骗迁民出界，仅破获的四个“透越”案件就有“八百七十余人，尽罹死网”[46]。

再看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47]“愚懵无知，往往误入其中。是时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书请者，皆贫嫠村竖往拾蚌蛤之属，为吏所掩获者。”[48]

所设立的界限各省也不一致。浙江“当迁遣时，即将拆毁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余，至海口要路复加一层二层，缜密如城隍。防兵于木城内或三里，或五里搭盖茅厂看守”[49]。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50]，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台，派设官兵扼守。如史料所记：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疯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瞭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51]。

兵部对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寨做了明确规定：“五里造一墩，十里造一台……五十里造一大寨。”墩高一丈六尺，每边阔二丈二尺，周围八丈八尺，垛口砌筑如城形，计工不下五百，土石砖灰等材料还不计算在内，“台之工三倍于墩”；寨每边阔四十丈，周阔百六十丈，“工十倍于墩”，“每寨计工非二三万不能完”。“墩置五兵，台置六兵”，负责瞭望；寨置兵百名以备追剿。“一方有警，墩报之台，台报之寨”，形成一个严密的控御体系。[52]构筑界墙和堡寨所需的庞大人力、物力又全部压在沿边居民的身上。王来任遗疏中说：“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桩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生民不困苦其可得乎？”[53]《莆变纪事》中说：“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几矣。”洪若皋在奏疏里也不能不承认：“百姓无田可耕，无山可樵，鸠形鹄面，日驱策于筑垒筑寨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