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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 明清史文集下 明代其他史事考（第1页）

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顾诚明清史文集（下）明代其他史事考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

沈万三是传奇人物，民间传说很多，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缺乏研究。本文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都是讹传。文章还考证了沈氏家族情况及沈氏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指出研究沈氏家族对深刻理解元末明初的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前言

沈万三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从明代起，他几乎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嘉靖年间严嵩柄政，浙江嘉兴县一位丙辰进士花了23000两银子买选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时人号曰：沈万三官”[1]。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就两次引用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2]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近年来，更掀起了一股沈万三热，他住家的地方周庄——今属昆山市，成了旅游胜地。沈万三故居——沈厅（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整修过的）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镇上小店里卖的“万三蹄子”“万三饼”，更使旅游者于大饱眼福之余增添了口福。

反观史学，却严重滞后，史学界连沈万三及其家族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明清野史笔记中叙述沈万三的传说较多，个别“史料”又被采入《明史》，给人以满足和误导的作用。限于篇幅，野史笔记中的记载不能一一列举，只把1979年修订本《辞源》中的条目抄录于下，以见一斑：

（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后移居苏州。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已难详定。参阅明谢肇淛《五杂俎》三《地部》一、五《人部》，黄《蓬窗类记》一《赋役》，孔适（按，当为孔迩）《云蕉馆纪谈》，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十七《富豪》，《明史·高后马氏传》。[3]

这条释文与沈万三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释文本身也多属疑似之词。近年来史学著作中述及沈万三大抵都只说他是“明初”或“元末明初”富户，洪武年间被抄家充军，详情无考或难考。沈万三家族的事迹直接关联着元、明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诸多领域。

沈万三家族在明初号称“江南首富”，那么，沈家是怎么致富的？是大地主还是“通番”贸易的巨商？这应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沈万三家族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以后因牵入“蓝玉谋反案”而一败涂地的，“胡党”“蓝党”是明初洪武年间震惊全国的政治事件，说沈万三家族同政治史密切相关并无夸张之处。沈万三家族在婚姻关系等方面有一些难于理解的事，可作为研究社会风俗史的资料。至于同文化史的关系，沈万三及其家族中的一些人虽算不上文人雅士，但也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守财奴，而是知书达理，甚至爱收藏字画古董附庸风雅的。上引《金瓶梅词话》中谚语又可证其与文学史有关。

沈万三的知名度既然如此之高，他的家族又有这样多重的研究价值，下功夫探讨一番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一、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

到目前为止，从民间到学术界都说沈万三是明初人，至少认为他的主要事迹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沈富（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4]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12年以上。《吴江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就沈万三子孙的生活年代来推算；二是从同沈氏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的记叙中来论证；三是从可信文献中看沈万三本人的活动年代。

（一）沈万三家族的基本情况

首先，让我们看看有关沈万三家族的几件原始材料。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沈汉杰的墓志铭，对于了解沈万三家族的真实情况有重要意义，现转录如下：

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

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淛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复献白金为两者千五以佐用度。上曰：“尔心诚忠，意诚厚，第系天下观望，万一人人相效，是启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语却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千，务罄是金乃己，其诚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讦，或旁累所逮，往往曲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长者，亦以风厉天下也。以任海内户家为京官，六曹近侍各举所知，惟万四公曾孙玠简在帝心，首擢奉训大夫、户部仓曹员外郎，例不受禄，继有旨愿受者听。玠辞曰：“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自国初到今屡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尊官之荣逮妻子，何敢更受禄哉。”叩谢至再，上愈益器重之。日请于予曰：先父汉杰公没且二十稔矣，多事因循，未遑暴先德镵诸石，学士如肯赐之文，旦夕具行述以请，则诺之。后数日，介吾徒今兵曹书佐蔡诚导之来，持乡贡进士萧放所状，宥以币端，再拜请铭。按状：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在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瀦洩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读书勤生，浸广先业，在里中为人排难解纷，奔人之急甚己之急，乡里诵其有祖、父长者风。妣邑中富室张氏，妇道母仪，甲乙是邦，先夫子二年卒，附葬其兆。二子：长即玠，娶龚氏；次琼，娶唐氏，皆簪缨族。二女：德宁适吴江曹为儒家子；妙智赘张进知绍兴、诸暨县。孙男三，曰海、曰广、曰京华；孙女一，妙善，适曾坚，前黄陂县尹爟之子：皆玠出也。处士生元延庚申（1320）月日，卒以大明洪武辛亥（1371）五月十三日，寿五十有二。其月二十九日葬于南兴隆**之北。呜呼，若处士诚如太史公所谓君子之富好行其德者矣。夫惟由本富起家，本之富者支亦富；由好德为心，啬其清贵于前者必兼有贵富于其后。斯宰物者报施善人之道也。是宜铭，铭曰（下略）。[5]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明言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过了20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主要材料又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然而，在反复阅读这篇湖广茶陵人的大手笔之后，总觉得有些不足，且不说限于墓主是沈贵（万四）的后裔，对沈富（万三）只能一带而过，问题是作者前面写沈玠是沈万四的曾孙，后面依据行状沈玠显然是沈万四的孙子[6]。又如他说沈家向朱元璋献上1500两银子，用来建造廊房650楹，给1000名军士提供甲马，银子数额过小办不了这么多事。《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7]据廖道南作《刘三吾传》，刘三吾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由茹瑺推荐入朝任左春坊左赞善，不久升学士。[8]由于入朝较晚，他在侍从时固然可以听到朱元璋夸奖“吴中沈氏”，但对“国初”（即洪武初年）的事情就未免隔膜，把沈万三的两个儿子向朱元璋献上大批金银误认作沈万三兄弟并不奇怪。沈玠送了润笔请这位“翰林之大老”[9]为其父撰写的墓志铭大概只有稍加改动才能付之镌刻立石。自然，刘三吾答应为沈汉杰写墓志铭，沈玠提供的行状才能保存下来，刘三吾听说的一些沈家情况尽管不大准确，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末明初人王行撰《沈荣甫墓志铭》中说：

荣父，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即万三），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1306）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国朝洪武九年（1376）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叶氏先卒。丈夫子二：长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适何、德美适张、德仪适周、德谊适钱，皆同郡也。孙男三：经、、绅；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乡长山之原。[10]

《沈茂卿墓志铭》云：

茂卿，讳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吴人，祖富，父荣，妣叶，生元天历二年（1329）蜡月壬寅，卒国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经，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于长洲县尹山乡长山之原。[11]

明洪武元年（1368）时，沈万三（沈富）的儿子沈荣已经62岁，孙子沈森39岁，上距沈万三的出生至少80年。我们固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80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沈荣的墓志铭足以推翻明代大量野史笔记并为《明史》采用的沈万三在洪武年间被充军云南的说法。清代经长期纂修到乾隆四年正式颁行的钦定《明史》卷一百十三《高皇后传》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试想，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的，至十五年平定该地，即便沈万三还活着，而且在平定云南之年立即把他充军该地，沈万三也当在100岁上下，这种奇谈怪论能相信吗？明代野史笔记中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多得很，有的是把民间神话传说记录下来，有的是不了解真相，把沈万三子孙的事情附会在沈万三本人身上。《明史》的纂修者往往并未加以核实，仅依据某种记载敷衍成文，一经皇帝“钦定”便成了“权威性”的正史，影响非常恶劣。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以沈万三死于元代为主说，另引《明史》等异说，称“未知孰是”。道光年间纂修的《昆明县志》卷六下《寓贤》记：“沈秀，吴中富民也。明太祖定都金陵，尝助筑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太祖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语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昆明。”很明显，这是在清代文字狱**威下秉笔者屈从于“钦定”史籍的例证。

沈万三的另一个儿子名叫沈旺。下面摘录有关沈旺家庭的一份史料作为佐证。清道光年间在周庄镇东颖村出土了明初昆山人卢充撰《沈伯熙墓志铭》，序文云：

公讳庄，字伯熙，姓沈氏，苏人也。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浔徒（当作“徙”——引者）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即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为人持重和逊，衣冠步趋襜如也。平居善事亲，喜接宾客，闾闬间礼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虽爱憎一人亦罔形乎词色，内外咸德之。尤克纪纲家事，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絏（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戻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权厝于上元县之砺石冈。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榇归，未克葬。今始营新邱于长洲二十六都影村羔景字园之原，将卜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两娶唐氏，俱无子，先卒；后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岁。[12]

沈伯熙（沈庄）的墓志铭印证并且补充了沈玠提供的沈汉杰行状中关于沈家的基本情况。到洪武十九年五月沈庄病死于南京时已经40岁了。墓志序文中叙述沈庄生前的情况：“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沈至）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沈旺显然是一家之主，如果沈至、沈庄的祖父沈富（万三）在洪武年间还活着或者被充军，文章的语气就绝不会这样写。

上面依据可靠史料指出沈贵（万四）的儿子有沈德昌、沈汉杰，孙子有沈玠等人；沈富（万三）的儿子有沈荣、沈旺，但是沈万三的儿子不止两个，他的后裔情况仍然不大清楚。上引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到明朝洪武年间，“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13]。这里提到的沈茂看来并不是沈荣，因为王行撰《沈荣甫墓志铭》中没有提到他出仕于明，任广积库提举，而且早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那么，沈茂是不是下面说的沈达卿抑或是误传呢？现在还说不准。

沈达卿，据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苏州府人杜琼作《王半轩传》[14]云：“半轩，讳行，字止仲，王姓，半轩其号也。……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半轩概麾去，曰：‘使金坞可守则燃脐之惨无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滥取多田翁为哉！’三吴鼎沸……”[15]据此，沈达卿是沈万三的儿子，看来达卿是字，而不是名。沈达卿在元末明初苏州（元平江）文人中颇有名气，著名诗人高启（青丘子，洪武七年因替苏州知府魏观作府治上梁文被朱元璋腰斩）有《寄沈达卿校理》诗[16]，杨基也有《雨中怀沈达卿、茂卿》诗[17]，释道衍（姚广孝）为沈达卿所建清安堂写了铭和序[18]。至于王行同沈达卿的关系就更是非同一般，上引杜琼作传已提到他在“三吴鼎沸”（当即张士诚军入平江）以前就曾应沈达卿之聘任其家塾师，这是王行在沈家第一次坐馆，可能是教沈达卿之子沈伯凝等沈家子弟读书。在洪武十四年前后他又第二次到沈达卿家任塾师，洪武十五年九月王行写的《佳声楼记》一文中说：“长洲沈达卿予友也，志于教孙，其子伯凝也，勤于教子，从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谓孙若子也。”[19]在《沈文权字说》中云：“姑苏沈氏以雄资巨族闻海内，有子名巽，字文权，简厚寡默，乃父伯凝谨于教子，命之从余游。”[20]《沈文矩字说》中则说沈文矩是沈伯凝的仲子沈程的字。[21]王行撰《清安堂记》云：“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饰之。他无所嗜，惟蓄经书子史、古图谱、法书名翰之迹，楼而庋之，韱轴汇列，暇则左右阅视，喜溢眉宇间，曰：‘此吾所以为子孙者乎？此吾所以自乐者乎？’闻者莫不嘉叹。所居之堂庭户静深，栋宇宏邃，晨光可辨，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谓礼法之家，益将求夫庶几焉。堂之题间炳然有书曰清安之堂。”[22]洪武十四年王行为沈伯凝写了一篇《彝斋记》，其中说：“吴长洲沈伯凝氏好学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书之迹，以至于图画象物珍异之玩，一见辄能别识，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间号称好古博雅者无不叹其知鉴，家治一室，左琴右书，燕几在席，题曰彝斋，于其奉亲（“亲”指其父沈达卿）教子之余，是休是处。”[23]

生当元末明初的高启、杨基、释道衍（姚广孝）、王行都同沈达卿有较深的交情，在诗文中出于礼貌未提及他的正名，从王行所记沈达卿的孙儿名沈程、沈巽、沈衡来看，显然不是沈荣、沈旺。目前我们能确定沈万三至少有三个儿子，即沈荣、沈旺、沈达卿（正名不详）。如果《吴江县志》所记万三有一子名茂不误，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沈茂即沈达卿的正名；一是沈万三另有一子。从现有材料考察，明朝建立时，沈万三的儿子年龄都相当大，而且都已经有了孙子，如沈荣之孙沈经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沈旺之孙沈德全在洪武二十年已能赴南京将其叔父沈庄的棺榇搬取回乡，沈达卿的三个孙子中沈程、沈巽大概也是出生于元末（古人年幼无字，王行为程、巽作字说，又在沈达卿所建清安堂作记中提到达卿自称“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已经是“子妇孙曾”“四世一堂”。这些文章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参考其他材料，以洪武十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最大）。综上所述，在元明易代之际，沈万三的儿子已进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二）从相关人士的著作来考察

元末明初同沈家关系密切的人士从未直接提到过沈富（万三）。如果说，高启、杨基、释道衍（姚广孝）所作诗文中仅反映他们同沈万三之子沈达卿有交往，并不能证明乃翁沈富是否在世，那么，王行的著作就颇值得注意。王行和沈家同为长洲人，自元末到洪武二十六年王行被杀，两家的交情一直未断，特别是在元末和洪武十四年左右王曾两度在沈家坐馆，应该说对沈家的情况极为熟悉。他为沈伯凝的女婿张文源写的《立志》文内说：“其外舅沈翁伯凝又与予交累代，尝遣之学于予。”[24]在王行的《半轩集》中就保存了为沈荣、荣子森、森子经（沈经在洪武二十一年尚在世时预请他撰写）、经妻徐氏、经继配金氏之父金公信写的墓志铭文，为沈达卿写了《清安堂记》《佳声楼记》，为沈伯凝写了《彝斋记》，为沈文权、沈文矩各写《字说》，又为沈文矩作《韪轩记》。在这多达11篇专门为沈家写的文章中除了在沈荣墓志铭中提及“考富、妣曾”，沈森墓志铭中写上“祖富、父荣”以外，为什么从来没有具体提到沈富（万三）呢？按常情而言，王行既同沈家关系如此密切，倘若沈富在世，且不说王行应有祝寿文字，至少在文章语气上应有所表现。这也间接说明王行生活年代较晚，他家原本穷困，到博学成才能够同上层人士交往，并在这以后同沈家建立关系时，沈万三已不在人世。

（三）沈万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