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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代的中外关系（第1页）

五、明代的中外关系

明代的中外关系历来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明帝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远洋往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重点比较集中于郑和下西洋；明代的朝贡贸易和海上私人贸易；明后期至清初欧洲殖民势力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

1。郑和的远洋航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整理出版了有关史籍、资料汇编，对历次航行的时间、规模、经历地点以及与各国的交往情况，对郑和等人的生平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探讨。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偰著《郑和》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我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把资料整理和研究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关单位出版了《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第二集两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尚有包括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在内的资料汇编和图片集（《郑和研究史料选编》《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迹文物》，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对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动机，明初造船与航海技术，下西洋的历次规模、路线与所到各国的交往，郑和家世、生平及宗教信仰，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和宣德以后停止远洋航行的原因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在一些问题上，如明成祖派遣郑和等下西洋的原因、历次航行的规模和到达地区，以及史籍中记载的航船长宽比例，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2。明代的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朝贡贸易一词本来是包括了明朝廷同周边国家和帝国内部同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这里仅指前者而言。从明代建立之始，朝廷就逐步制定了同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贸易制度。史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朝贡贸易的历史地位。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朝贡贸易突出体现了明朝统治者为保持“宗主国”地位的政治意图，“厚往薄来”的交换原则和国家垄断并且在对外贸易的周期与数额上加以限制，违反了商品经济的规律，阻滞甚至扼杀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在“朝贡贸易”体制下，中国直到明中期比周边国家在实力上虽强大得多，却几乎一直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至今在国家与人民交往中仍留下一段佳话。

自明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的海上贸易逐渐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在规模和往来频繁的次数上远远超过了朝贡贸易。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中说：“到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他认为自16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南亚的市场上，中国海商实力雄厚，竞争力强，仍执世界贸易的牛耳，居于主导地位”。作者不胜感叹地指出，私人海上贸易如果得到明朝政府的支持，它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事实上却适得其反，“遭到封建政权的严重摧残”。

部分地由于对明代民间海上贸易的估计与认识上的差异，又引起了对明中期“倭寇”性质与评价的激烈争论。过去史学界大抵沿袭传统的看法，认为“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体组成的一股海盗势力，自明初以来就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不断的劫掠，而以嘉靖、隆庆年间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如陈抗生认为王直等被诬为“倭寇”的人“精于海外贸易，长于航海事业，富于冒险精神。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应该为王直记上一大功”，“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300]。戴裔煊主张对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应从本质上再认识，看到它“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海与反海禁的斗争”[301]。陈学文认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盗为主体，并纠集一些像王直之流的汉奸、民族败类在内进行海盗式掠夺的武装集团。战争的性质不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更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302]毫不奇怪，鉴于对嘉隆“倭寇”问题的重新认识，必然引起对“御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物的再评价。陈抗生把他们说成“都是朱厚熜的爪牙”；戴裔煊则斥之为“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仍认为“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以明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又以王直海盗集团和一部分日本海盗为另一方而进行的战争”，因此，王直一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而“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镇压王直海盗集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303]。看来，要使分歧缩小，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研究，弄清“倭寇”“海盗”的实质。

3。对于明朝正德年间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来华，史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明武宗在位的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人侵犯我国广东沿海开始，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实力并不逊色的东方大国。尽管西欧国家凭借日渐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军事力量，把许多土著民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对中国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未能实现其野心。因此，明朝后期中国同西方的交往，主要表现为海上贸易和耶稣会士来华活动。明末的中西方直接、间接贸易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有利地位，表现为大量白银流入的出超。对于欧洲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史学界在1960年左右曾经有过争议[304]，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般均持否定态度，例如颇具影响的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断言，“耶稣会士只是殖民帝国与封建宗教的先遣队”，“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并进而指出来华的耶稣会士是“科学的敌人”，他们的活动“破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并妨碍了近代科学的输入”。不过，作者又强调要把耶稣会士的活动同向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历史作用区别开来，认为“徐光启一辈人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代表中国启蒙时代的学者们在科学方面的努力，并且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均见第四卷下册）。显然，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有点勉强。近年来，研究状况已发生变化，首先，是更加注意收集、翻译有关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各种记载，探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媒介作用。由于在材料的收集和利用上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进展，但要做到全面占有资料做出实事求是的综合论述还有一段距离。其次，一部分学者主张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即“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曾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进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305]。

关于明代人物，是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40年来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只是由于人多类广，评价不一，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最后，我们当然不能遗漏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在整理出版明代典籍和为撰写明代断代史方面的可贵努力。排印和影印的《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会要》《明经世文编》《明文海》《国朝献征录》，王圻《续文献通考》《明督抚年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晚明史料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集》，工具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明史人名索引》等，以及明人文集、著作的大量出版，为明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学术团体组织的多次明史或明清史讨论会，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在撰写新的明代历史上，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以及谢国桢《南明史略》等。这些著作既吸收了部分史学界探讨成果，也体现了作者自身研究心得。它们的出版普及了明史知识，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考教材，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原载于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7—236页]

[1]　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

[2]　毛奇龄：《后鉴录》。

[3]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八。

[5]　王一中：《靖匪录》，见《括苍丛书》第一集。

[6]　《崇祯长编》卷一。

[7]　《清太祖实录》卷一。

[8]　《清太祖实录》卷一。

[9]　《满洲实录》卷二。万历三十一年移至赫图阿拉筑城居之，两地均在今辽宁新宾县境。

[10]　《满洲实录》卷二。

[11]　《满洲实录》卷二。

[12]　《满洲实录》卷二。

[13]　《满洲实录》卷二。

[14]　《满洲实录》卷四。

[15]　《满洲实录》卷四。

[16]　傅国：《辽广实录》卷上；《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17]　《满洲实录》卷八。

[18]　《满洲实录》卷八。

[19]　《清太祖实录》卷一○。

[20]　《满洲实录》卷八。

[21]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

[22]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3]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4]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25]　侯方域：《宁南侯传》，见《壮悔堂文集》卷五。

[26]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7]　高斗枢：《存汉录》（又名《守郧纪略》）。

[28]　由于河南灾荒严重，李自成又命令地方军坚壁清野，官军粮饷主要由黄河以北地区长途输运。

[29]　彭孙贻：《流寇志》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