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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1章 一封奏疏引发的血案 李涛误斗两枢密下（第1页）

有个小官熬了五年，终于等到一次升迁机会。结果杨邠看了一眼名单，说了句“不合规制”，大笔一挥，名字就没了。

小官当场差点哭出来。

他的同僚安慰他：“别难过，你看开点，杨相国不让你升官，至少你没被罢官嘛。”

小官抹了把眼泪：“问题是，我就是被罢官了。”

杨邠当然也有他的理由。苏逢吉和苏禹珪当宰相的时候，频繁提拔补官，把朝廷搞得跟菜市场似的，谁有关系谁就能进。杨邠觉得这是在“虚费国用”，所以他一上台，就来了个大清洗。

他的逻辑很朴素：国家没钱，你们还养这么多闲人？

这话听着没毛病。但问题是，他连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也不给机会。在他眼里，“才干”不如“省钱”重要。

有人评价杨邠：“长于吏事，不识大体。”——办事能力确实强，但格局不够。

杨邠对钱粮甲兵的重视程度，可以用“痴迷”来形容。

他早年当过粮料使，管过孟州、华州、郓州的粮草。这段经历大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让他从此对“钱粮”二字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

他执掌朝政后，首要任务就是“充实府库、修缮甲兵”。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只要钱够多、刀够利，就什么都不怕。

有人劝他：“相国，文教也很重要啊，总不能都是武夫吧？”

杨邠看了他一眼：“文教能当饭吃？你拿一篇文章去守城试试。”

那人被噎得说不出话。

王章作为三司使，在理财方面跟杨邠一拍即合。两人联手搞了一套“增收节支”的组合拳——田税每斛加两斗，叫“省耗”；旧钱出入本来以八十为陌，王章改成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叫“省陌”。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该交的税加了，该发的钱减了。

百姓苦不堪言。但杨邠和王章在朝堂上的汇报是：“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府库充盈，军需供应充足。”

这话倒也不算撒谎——府库确实充盈了。充盈的是“入库”，不是“出库”。

有人感慨：“这就好比你把家里的米缸塞得满满的，但每天只给家里人喝稀粥。缸里的米是多了，可人瘦了。”

话说回来，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李涛，到底是什么心态？

他是真的想“清君侧”吗？还是被苏逢吉当枪使了？

史书上说得很清楚：“李涛之疏，承苏逢吉之意也。”

意思很明白——这封奏疏，是苏逢吉授意的。李涛，不过是那把刀。

但李涛在朝堂上说的那句话——“此疏臣独为之，他人无预”——又是怎么回事？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李涛确实够义气，一个人扛了。第二种，李涛心里清楚，就算他把苏逢吉供出来，太后和杨邠该收拾他还是会收拾他，不如卖个人情。

不管是哪种，结果是——苏逢吉安然无恙，李涛被罢相。而李涛后来在后周、北宋时期又被重新起用，一路做到了兵部尚书，活了六十四岁，算是善终。

你说这人是傻呢，还是聪明呢？

也许都不是。也许他只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嘴快、胆大、偶尔被人利用、但关键时刻还能硬气一把的普通人。

这种人，在今天也不少见。

司马光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这段历史的评价，藏得很深。他没有直接说李涛做得对还是不对，也没有直接骂杨邠专权。但他用了一个很微妙的字——“恶”。

“为将相交恶张本。”——这件事，是文臣武将互相仇恨的开端。

司马光的眼光很毒。他看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李涛的一封奏疏，不过是导火索。真正的火药，早就埋在那里了。

五代的朝堂，本质上是一个“枪杆子说了算”的地方。杨邠和郭威手里有兵权，苏逢吉和苏禹珪手里只有笔杆子。笔杆子想跟枪杆子掰手腕，结果可想而知。李涛的奏疏，不过是让这场暗斗变成了明争。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隐帝刘承佑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个朝廷里，他说了不算。太后说了算，杨邠说了算，郭威说了算，就是他说了不算。

司马光没有明说，但他的笔下藏着一层悲悯：一个被架空的年轻皇帝，一封不知天高地厚的奏疏，两个哭得比真哭还像哭的枢密使，一个拍了桌子却解决不了问题的太后。每个人都在演戏，每个人都在争权，而天下百姓，只是这场戏的观众。

司马光最后写道——“为将相交恶张本。”他没往下说，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将相交恶，下一个倒霉的，就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