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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床上告别（第1页）

——有些告别，是一次松手；有些告别，在各自心里，把一个人活成了禁忌。

凌晨三点半，玉春又醒了。已经是第六天了，同一时刻，醒后再也无法入睡。

窗帘没有拉严实，外面的光漏进来，在床铺上投下一道惨白的线。他盯着那条线，脑子里盘桓的只有四个字——五十七万。

两周，从五十七万亏成两千三。那是证券账户里最后的余额，他连取出来的勇气都丧失了。

窗台拐角处，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踢脚线延伸至天花板。物业修过一次，没过多久，它又裂开了。雁儿说，算了，反正也不严重。她说“算了”的时候，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一件与自家毫无关系的事。

她总爱说“算了”。衣服没洗，算了，我洗。碗盘没刷？算了，我刷。家长会你去不了？算了，我请假去。她用“算了”，把所有的事儿揽下了。

疫情暴发以来，救护车的鸣笛声越来越密。他时不时想，那辆车里躺着谁——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的儿子。转念又觉得可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还有闲心去管别人。

四点十分。他坐起来，赤脚踩在地板上；瓷砖冰凉，寒意从脚底蹿上来。雁儿的房门关闭着，他轻手轻脚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板上——里面没有鼾声，也没有翻身的动静。她可能也失眠了，只是不出声。

他退回自己房间，坐到桌前，打开台灯，灯光在纸面上铺开一片暖黄。他拿起笔，拧开笔帽，笔尖戳在纸上，洇出一个小黑点。他不知道如何下笔，不是没话说，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从哪里说起。他想跟雁儿说对不起，想说这辈子欠她的下辈子还，想说把昊昊拜托给你了。

他把纸揉皱，再展开写：“雁儿，你读到这封信时——”

他盯着那行字，每一个字都在嘲笑他。你算什么？你活着给她添堵，死了还要留下一个烂摊子？换了一张纸，又重新写：“亲爱的雁儿……”他想不起上一次称呼她“亲爱的”，是什么时候，结婚头几年吧？那时候他戒了酒，下班按时回家，偶尔带她和昊昊去钓鱼、去郊游。现在呢？她不愿多看他一眼。

六点一刻，隔壁传来细微的响动——她总是这个时辰起身，先把粥熬上，再去洗漱。

他想出去，跟她说句话。说什么都行——今天的天气，还去爸妈家吗，或者叫一声她的名字。但是，他没有。

六点四十五，雁儿回了卧室，关上了门。

耳边回响起父亲生前喜欢说的一句话：“人活一口气。”那口气，父亲撑到最后一刻——在刺骨的冰水中翻腾，直到冻僵，那口气才散。可自己呢，那口气早就散了；不是现在，而是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亏钱的时候？雁儿开始回避他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名字在别人嘴里变成“雁儿她老公”，而不是“柳玉春”的时候？那口气一点一点地泄，像轮胎扎了钉子，气压表上的数字慢慢地往下掉。

台灯依然亮着。纸篓里堆着几个纸团。桌面上那张纸，没再揉掉。他像刻印章一样，一笔一画地写着。

垃圾清运车的声响从楼下传上来，轰隆轰隆的。他把信纸折好，夹进书内，放回抽屉。上午不写了，下午或者明天再写。

几日后，金湖湾解封了，风险区只剩9号楼的4单元。

八点十七分，雁儿下了楼。扩音喇叭循环播放着防疫口号，寒风如冰针，密密匝匝刺在脸上。她将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拉了拉，金属卡齿硌着脖颈，一丝冰凉传来。

居民们排着长队等候核酸检测，缓缓向前蠕动，像两条巨蟒。她站到队尾，粗略估算，前方有三四十人。人们戴着口罩，口罩上面飘出的呵气凝成一团白雾。昊昊捧着手机，脚尖在地面上画圈圈。

“雁儿！”一声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

她回头望去，母亲搀着父亲颤悠悠地走来。

父亲眼尾的褶皱又深了一些，灰白的鬓角从驼色棉帽边缘露出。母亲面色红润，两人站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爸、妈，你们也来了？”她往后退了几步，将父母让到前面去。

“社区通知了，今天……最后一次免费核酸检测。”母亲说。

父亲没有说话，伸出手摸了一下昊昊的后背，昊昊回头喊了一声“姥爷”。

“请保持距离，不要喧哗！”王书记快步走来，大声提醒。她裹在一件枣红色的羽绒服里，像一簇移动的火炬；锐利的目光扫过人群，所及之处，细碎的私语悄然噤声。

“瞧这精神头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母亲望着王书记撇撇嘴，嘀咕一句。

父亲蜷起身子咳嗽起来，雁儿走上去，隔着厚厚的棉服，拍打父亲的后背。掌心传来的颤抖一阵紧似一阵，她小声问：“爸，你能坚持吗？”

父亲点点头，咳嗽声渐渐平息。母亲从提包侧袋取出保温杯，旋开盖子递给父亲。

“李奶奶！”一声稚嫩的叫声从侧面传来。

佳佳穿着银白色的防寒服跑了过来，像一只撒欢的小羊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