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陆归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下午,邮递员的摩托车停在村口,按了两声喇叭。陆砚从小卖部走出去,在单子上画了个圈,把那个大信封接过来。信封上印着学校的名字——在北方,在黑龙江,离绥滨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那座城市。他没有拆,放在柜台上,等她回来。
陆归从地里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信封,冲过来,撕开,抽出里面的纸。
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爹,我考上了。”
陆砚看着她,没说话。“我真的考上了。”
“嗯。”她绕进柜台里面,蹲下来,把录取通知书举到他面前。
“爹,你看,这是录取通知书。你闺女考上大学了。”
陆砚低下头,看着那张纸。他认识那个红红的章。和小学的成绩单一样,和初中的毕业证一样,和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一样。
“好。”他说。
陆归走的那天,陆砚把她送到村口。小客停在老槐树底下,她把行李箱提上去,转过身看着他。
“爹,你回去吧。”陆砚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她。
“到了打电话。”
“嗯。”
“好好吃饭。”
“嗯。”
“别省钱。”
“爹,你别说了。”陆砚不说了。她转过身,上了车。小客发动了,扬起一片尘土,转过那个山坡,不见了。
陆砚站了很久。他的膝盖在疼,从早上起来就疼,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他不让她看见。他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路,站到腿麻了,站到膝盖疼得钻心。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地往回走。走得慢,走几步歇一下,腰也疼,弯不下去,直不起来。他老了,六十一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
院子里的鸡在叫,他忘了喂。他端起盆子,手在抖,玉米面洒了一些在地上。鸡围上来抢,他站在旁边看着。他站着的时候要扶着墙,不扶站不稳。腿肿了,裤腿绷得紧紧的。他把盆子放下,扶着墙慢慢蹲下去,想看看鸡食槽里还有没有,蹲不下去,膝盖像钉了钉子,弯到一半就卡住了。他扶着墙又站起来,喘了好一会儿。
屋里很安静。灶台是冷的。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膝盖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他按了按,不疼,按下去的时候没有感觉,皮肉是木的。他低头看着那双膝盖,看了好一会儿,把裤腿放下来了。
电话响了。他站起来,走过去,接起来。
“爹,我到县城了,等火车。”
“嗯。”
“吃饭了吗?”
“吃了。”他没吃,他不饿。
“爹,你别担心我。”
“不担心。”
“等我到了再给你打电话。”
“嗯。”那边挂了。他握着听筒,握了一会儿,才放下去。
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锅里的粥是早上剩的,凉了,结了一层皮。他盛了一碗,没热,就站着喝。喝了两口,放下,喝不下了。胃不好,吃了就胀,不吃又饿。他把碗放在灶台上,没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