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走了。
她走的路线跟来时一样——侧身挤过那道窄缝,翻过半堵矮墙,钻进那条被两侧建筑挤压成一条线的通道里。江澈跟在她后面,隔着三四步的距离,没有追上去并肩,也没有落太远。
她走的方向和城市中心相反,朝着那片灭掉灯的区域。越往那个方向走,路就越窄,两侧建筑的高度也在降低,从三层变成两层,从两层变成一层,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半塌的矮房子,屋顶已经没了,只剩四面墙立着,像一排排被掏空了的盒子。
方晓在一座塌了一半的房子前面停下来。
房子不大,一面山墙完全倒了,碎石散了一地,露出里面的木头梁架。另一面墙上还挂着一扇歪斜的窗户,玻璃裂了,但没有碎透,像一张被砸了一拳但还挂着的脸。
“我住这儿。”方晓说。她的语气平平的,没有“欢迎来我家”的意思,也没有“这里很破你别介意”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她弯腰从窗台上拿起一样东西——一个小小的玻璃罐,里面装着半罐水,水上浮着一片不知道什么植物的叶子。她把玻璃罐放在手心托着,看了两秒,又放回窗台上。
“你要喝水吗?”她问。
“不用。”
方晓没再招呼他。她走进那间半塌的房子里,在门槛上坐下来,两条腿伸到门外,脚尖踩着地上的碎石。她坐下来的动作很自然,像是每天都会在这个位置坐一会儿。
江澈在院子外面找了块平整点的石头坐下来。两个人之间隔着三四步,中间是一片长满野草的碎石地。
“那些灯灭了,”江澈说,“你知道是谁的?”
方晓低头看着自己脚边的碎石头。“有一些是我认识的。”她说,“有一些我不认识。但灭掉的灯越多,说明这个城里改判决的人越多。”
“以前也有人改过?”
“有。”方晓说,“十五年前,一个男人改了他自己的判决。他本来的判决是终身沉默——他年轻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判了一辈子不能开口。他在碑上写了一个字,把‘终身’改成了‘十年’。”
“然后呢?”
“十年到了,他开始说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对的’。说完之后,他的灯灭了。第二天他死了。”
江澈没有接话。风吹过那面塌了一半的山墙,把墙缝里的灰吹出来,在空气里散成一团薄薄的尘土。
“后来还有人改过吗?”他问。
“有。但不多。”方晓说,“每改一次,就灭几盏灯。有的人改完之后灯没灭,日子照过;有的人改完第二天就出事了。这座城的规则不是写在纸上的,它写在碑上,写在灯里,写在每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地面会不会裂开的那条缝里。”
她停顿了一下,把脚边一颗小石子踢出去,落在碎石堆里,发出极轻的一声响。
“你写的那个‘自己’,还在上面。”她说,“它还在,灭灯的是别人。这说明你写的可能不算是判决——你写的是一个空位。”
江澈看着她。
“空位?”
“你把‘自己’放在那儿了,”方晓说,“但没有填满。像是你在碑上画了一道门,但没有说这门后面是什么。那些灯灭了的人,可能是自己走进去的。”
远处传来一声闷响。不是钟声,更像什么东西倒了——一大片沉重的东西失去了支撑,从高处砸落下来。江澈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城市中心那片灰白色的建筑群中,有一栋楼的轮廓比刚才矮了一截,像被人从中间压下去了半层。
方晓也听到了。她看了一眼那个方向,又收回了目光,没有惊讶,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座城多久会彻底塌?”江澈问。
“不知道。”方晓说,“但每一次有灯灭,城就会矮一点。我九岁开始唱歌那年,城里的房子都是四层的。现在最高的也就三层了。”
江澈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着自己右手的手指。指尖上那些石粉已经蹭掉了,但指腹上还有一种微微的粗糙感,像碑面上的颗粒嵌进了皮肤的纹路里。
“你那个‘不唱了’写在碑上了,”他说,“你的灯灭了。但你还没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