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默,今年十五岁。
此刻我站在逼仄的客厅中央,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死亡证明。黑字白纸,写着“呕吐物回流导致窒息”,死者沈建军,四十二岁,无业。
我的父亲死了。
居委会李姨拍着我的背絮叨“节哀顺变”,隔壁婶子抹着眼泪念叨“这孩子往后可怎么活”。我没哭,连睫毛都没颤一下。邻居们以终于同校,却是更深的克制与怯懦。沈默拼尽全力追上温屿的高度,却在咫尺之间不敢迈步。听闻温屿要远赴德国,瞬间慌了方寸,立刻规划前路、苦学语言,哪怕相隔七千公里,也要步步追随。他的爱意从不张扬,藏在每一次远远观望、每一次默默追赶、每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里,隐忍又滚烫。为我木讷,以为我伤心过度。没人知道我心里那片压了十五年的阴云,正以酣畅淋漓的姿态轰然散去。
昨夜他醉醺醺撞进门,在玄关摔倒。酒气刺鼻,满屋酸腐。他开始剧烈咳嗽,然后呕,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嗬嗬声。他在向我求救。
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几秒,转身回卧室戴上耳机,把英语听力调到最大。
一个小时后摘下耳机,屋里安静了。
从今往后,做作业不用再担心随时飞过来的酒瓶,不用冲到母亲身前替她挡雨点般的拳头。这份轻松来得太真实,真实到我对自己的残忍都觉出几分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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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沈建军是孤儿,长大后觉得交朋友是男人成功的标准。辞职下海,开餐馆、弄网红店,每做一样赔一样,欠了一屁股债,从此抱紧酒瓶子,把所有不得志酿成怒火,烧在妻子身上。
母亲刘芳是家中幼女,大城市读书回来,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他。被打得鼻青脸肿跑回娘家,父亲跪在岳父母面前痛哭流涕,外婆家一次又一次贴补。后来他醉醺醺冲进岳家小院,把劝架的舅舅推下台阶摔断胳膊。外公气得中风,舅舅们带着外公搬了家,两家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没了娘家撑腰,父亲愈发肆无忌惮。
我七岁那年,社区勒令他送我上学。我终于进了学校,也终于知道——别人不是这样活的。
放学后我缩在巷口传达室孙大爷的小马扎上等天黑。孙大爷孤身一人,耳朵有点背,不嫌我脏,由着我翻他墙角那堆破旧的书。翻得最多的一本,封皮磨没了,扉页残存半行字——《鬼谷子》。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
八岁的我坐在昏黄灯泡下,把这句话掰开揉碎。既然心事皆由口出,那我管住自己这张嘴就好。不说话,不哭,不抱怨,把所有的念头吞回肚子里,谁也伤不着我。
孙大爷教我拉二胡、吹口风琴、画画。传达室是我真正的家。这个家在我快上初中时也没了。孙大爷夜里睡着觉走的,走得很安详。我终于找到了伤心是什么感觉——我又没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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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我还做了一件事。
巷尾陆家的儿子陆昂和我是同班,胖乎乎的好脾气,书包里永远装着零食。更重要的是,他妈妈姓李,是街道办那个替我拍了桌子我才能上学的李主任。
我观察了他好多天,发现他老被几个高年级学生堵在厕所门口要“保护费”。这天,那帮人又来堵他。我从围墙后面绕出来,顺手从墙根捡了半截砖头,攥紧,走过去站到陆昂旁边。
我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可我把脸绷得死紧,一个字不说,只是盯着对面领头那个高个子,目光黑沉沉地压过去。领头那个刚抬手,我手里那半截砖头就拍了出去。
都是半大的孩子,欺软怕硬。我这一下,反倒把他们镇住了。
从那天起,陆昂天天往我书包里塞包子鸡蛋牛奶,我书包里一直放着一块砖。他妈李主任隔三差五来我家“走访”,父亲当着她的面一点脾气没有。没多久低保补助批了下来。
那时我才八岁。《鬼谷子》说:“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我靠近陆昂,是因为他能让我吃饱,因为他妈妈能护住我。这心思说不上磊落,可那年冬天我没饿过肚子,第一次穿着新棉鞋走进教室,脚底板暖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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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殡那天,下着薄雨。我没哭,木讷地任由街道办和邻居安排。灰白的骨灰盒放在我臂弯里,以前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如今缩成这么一个小盒子。我抱着它走完最后那段路,在山脚下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把它塞进壁龛里。
从头到尾我只在心里说了一句话:走好,此生不见。不恨,不怨,只有解脱。
旧房子托李主任挂了出去,卖了不到十万。钱存了一部分在我名下——我了解过了,我未成年谁也动不了。李主任帮我申请了廉租房,一室一厅带厨卫,窗明几净。
搬进去那天傍晚,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听隔壁传来炒菜的滋啦声,闻着谁家炖排骨的香气。我忽然发现自己笑了——嘴角不受控地往上弯。转身去看镜子里的自己,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看来我不太适合这个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