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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十二分（第2页）

“我爸走的时刻？”

“不然是什么？”

她反问得很快，我没有继续和她争。她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目前找不到证据排除，也没有证据证明。

挂断以后，我坐在桌边，想起母亲夜里坐着的样子。

有一年冬天我回家，半夜醒来找充电器，经过卧室门，看见门缝透光。我敲门，她说在找东西。我问找什么，她说针。

第二天我还跟她开玩笑，半夜找针，是要绣什么传家宝。

母亲没笑，只让我吃饭。

现在再去想那一晚，我很容易把灯、钟和窗凑到一起。可那时几点，我根本没看。我不能为了让它像一个预兆，就把时间补上。

午后，我去取退回来的住院押金票据。路上经过母亲最后一次住的病区，电梯开门，有人推着轮椅出来，膝盖上盖着和她一样颜色的毯子。

我让到一边，等人过去才发现自己一直握着手机。

窗口工作人员核对好信息，将办理结果交给我。我走到旁边坐下，检查每一张纸是否收齐。那一刻，我很希望母亲只是和以前一样在楼上等我，嫌我手续办得慢，问有没有顺便买鸡蛋。

回程公交经过旧厂区外街。我看见一间门面正在拆招牌，原先的蓝字被撬下来，露出底下另一层红字。别人过去用过什么名字，平时全被盖着，只有拆的时候才能看见。

我没有把这个画面写进给陆照野的消息，只把起居本的原页发给他。

他傍晚回，说不能由此证明六点十二分究竟发生过什么。但时间在不同材料中重复，来源值得继续核对。

随后他问我第二天下午是否有空。他要整理父亲留下的箱子，可以给我看其中与寻人有关的部分。

我答应了，问需不需要我带扫描仪。他说手机拍照就行，有些东西他要先看一下。

这点迟疑让我意识到，允许别人进入死去亲人的材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我自己挡过姨妈的路，也知道纸堆里会夹着并不想让外人看见的日常。

我回复：你愿意给我看的再拿出来，不急。

晚上，我将起居本装进透明袋，放在旧说明旁边。

时间相同，纸张不同，记录它们的人是同一个。

我把两个袋子分开放，没有叠成一份“证明”。

临睡前，郭秀兰在外面喊我，说多煮了绿豆汤，给我盛了一碗。她没进卧室，只站在客厅，看着母亲的小钟。

“这钟还没扔呢。”

我问她认不认得。

“你妈用了好多年。有回我说走不准，叫她换，她说看习惯了。”

“她是不是很早就起？”

“她做活呀。我们这些人，谁睡到太阳晒床。后来身体不好，她也起。”

“你见过她几点开灯？”

郭秀兰看着我。“我又不天天盯人家的灯。”

她说得有理，我道了歉。她反而有些不自在，把碗往桌上推，说别总对着旧东西坐，饭要按点吃。

我送她出去。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卧室。

“你妈这屋，光老是开得早。以前我送孙子，经过后街，天没亮就见窗缝透着。”

“从后街能看见？”

“只能看见上头一点光，窗看不见。”她皱眉想了想，“我记不清哪一年了，反正早。”

我点头，没有再问具体几点。

她走后，我喝了半碗绿豆汤，剩下的盖好放进冰箱。本来准备睡，想起她说明天要碗，便将汤换到自己的碗里，洗干净那只瓷碗。

这些细小的事使房子仍然运转。杯子要洗，垃圾要倒，别人送来的碗要还。一个人不在了，并不会让这些事暂停。

我走回卧室，把那只慢两分钟的钟放回原处，另用手机定了自己的闹钟。

第二天不必等人影，六点十二分却还留在那里。

我想知道的，已经是母亲为什么要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