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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 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第2页）

一是写一本中国寺院史，这个源头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寺院经济的拓荒，为此何先生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有编写计划的缘起、具体工作计划、参编人员等。

二是抢救中国尚存的寺院，计划对中国的寺院尚存或虽不存但有记载的进行全面、大规模的考察，整理出《中国寺院大全》，这一想法是有可能落实的。20世纪80年代，何先生对我简单说了这个计划，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也能参加，我很高兴，幻想着走遍中国大地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寻访那些或香火不绝金碧辉煌、或岁月久远断壁残垣、或隐在深山老林、或仅剩传说的那些神秘的寺院。迟迟没有下文，幻想仍是幻想。后来得知，是因为海外资助方有些强人所难的前提条件，何先生婉言拒绝，计划自然也就搁浅了。

三是续写《中国古代社会》的姊妹篇——《中国中世社会》。这一计划应该是何先生90岁以后开始着手的。我们找到了他的手稿，400字稿纸，约十万字，一笔一画，可惜只完成了绪论和第一章“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纪”（三国两晋），列出章节的还有：第二章“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北方社会”（十六国、北朝），第三章“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南方社会（东晋、南朝）”，第四章“城市的复兴和依附关系的衰歇（隋唐时代）”。

四是写历史通俗读物。何先生曾经说过：“将来我老了，我要写一套章回体通俗本中国通史。”这个计划一直没有着手，师母郭先生倒是写出《唐太宗演义》、《唐明皇》、《女皇武则天》、《朱元璋外传》、《中唐演义》、《先秦宫廷秘史》等，都是采用章回体的通俗历史读物。

何先生几十年来反复思考的还有几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二是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三是自己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四是对自己人生的定位“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命运的反思，五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在他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他经常强调的是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三“小人物”的大民生

“勿以善小而不为”是出自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一句话。

这句话何先生和师母经常挂在嘴边、书写在纸上、落实在行动上。善事虽小，民生为大。最近在整理何先生和师母的遗物时，有很多新的发现，其中就包括几次捐献后的收据，最“古老”的就是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捐出的19两黄金，泛黄的纸本，跟随何先生经历了反“右”的风雨，度过了“**”的艰难时光，居然还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足以见何先生对这一纸收据的珍爱，这是当时何先生和师母的“老底”了，最困难的岁月也不曾动过的“老底”，慨然捐赠，想来深植于心底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所然，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大义使然。当然，这一纸证明，并没有使何先生避开此后的种种劫难，并没有逃过“食货余孽”“CC特务”的“顶戴花翎”。但是，“小人物”的“大民生”，还在继续。遗物中还找出捐给菏泽一中的1千元的证明，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1千元，可以折算成一个普通教师月工资的20倍。

最后的一次捐赠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何先生捐出特殊党费一万元，支援灾区人民。这次，得到的是烫金大红封面的捐赠证书。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但心在，精神永存。

民生为大，不废细流。何先生为人排忧解难，助人为乐，其实很多时候都体现在细微之处，无论是司机班的师傅，校内维护花草的工人，实习餐厅的小姑娘，医院的小护士，都是何先生和师母呵护和关爱的对象。司机班师傅最喜欢为“何老”出车，实习餐厅的小姑娘每到过年都会收到“红包”，医院的小护士亲热地问爷爷感觉怎么样，何先生每每都伸出左手（因中风右手功能受损）用力握住她们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尽量不让她们为自己担心。

师母好行侠，先生好助人。何先生喜好篆刻，会刻章，在有关别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还发挥了作用。20世纪30年代考上北大后，不少山东老乡为求学，老乡找老乡。考大学需要高中文凭，很多年轻学子因种种原因缺少毕业证书，有的是遗失了，有的是因战乱或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学业，于是何先生就开了小作坊，用随身携带的空白毕业证书，再盖上自己刻的校长印章（没有人辨别真假），给一些急需帮助的老乡和朋友，很多人顺利考入大学。当时借用类似做法的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知名学者，也算史学界的“逸闻”吧。何先生多次和我们谈起此事，似乎还颇有“余兴”。

何先生和郭先生待学生热情有加，“日理一鸡”传诵甚广，说的是，何先生夫妇两人生活简朴，饮食清淡，有人向他们请教长寿之道，答案是：棒子面粥加红薯。但却因担心学生的营养不够，经常请到家里吃饭，每每做很多菜，还不断要为学生夹菜。据我的师兄于琨奇和薛军力讲，有一次在何先生家用餐，先生和师母精心准备，并坚持让每个人吃下一只鸡，不吃不行，以至于吃完都要走不动道了。于是戏言：“都说日理万机，我们到了何先生家是日理一‘鸡’。”“日理一鸡”成为何门弟子中广为传诵的“名言”，伴随着我们在何先生家的小红楼度过了数不清的美好时光。2006年，何先生唯一的爱子何芳川老师不幸病逝，2007年，何师母过世，但“日理一鸡”的传统仍然在何先生居住的小红楼持续发扬。因为父亲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很多时间我要回首都师大的家照顾父亲，我就经常利用上课后的时间去看望何先生，何先生盼望着我的到来，并且和我约定，下课后一定到他家里吃饭。每当我上课的日子，他都会嘱咐保姆（岳）兰蓉，要准备好饭菜，必须有荤有素，不管我下课多晚，都一直等我一起吃。如果觉得肉菜少了，就会埋怨兰蓉，他自己其实吃得不多，但总是盯着我吃，希望我多吃荤菜。如果有其他学生来，也一起邀到桌前进餐，还会催促兰蓉加菜。弄得兰蓉每次都有些紧张，生怕饭菜准备不周而引起何先生不满。尽管我们的收入比起80年代提高了很多，他仍然执着于把我们的肠胃塞满，据历史学院现任院长杨共乐说，他曾经在何先生和师母的“监督”下，整整吃了一大盆饺子，足够两位老人吃三天的。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何先生仍然保持朴素清淡的饮食习惯。有客人来，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就请到学校的“实习餐厅”，不管剩多剩少，坚持要我们这些学生打包带走。有时候往往只剩下些汤汤水水，也要一律打走，照先生和师母的说法，“以免暴殄天物”。

何先生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子弟，虽然父亲官职不显，但何思源出道早，对这个堂弟呵护有加。何师母也是山东人，自幼贫寒，却很有志气，不满家庭的束缚，毅然离家，走上艰辛的求学、自立之路。两人的姻缘始自何时何事，已无法考证，我们只是隐约得知，师母郭先生在河南大学上学时，美丽端庄、聪慧而又有个性，吸引了不少追求者。但郭先生最终选择了锲而不舍、儒雅忠厚的何先生，开始了两人携手八十年的恩爱岁月。

我到北师大是1986年，两位老人已经都70多岁了，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携手漫步在小红楼周围的林木丛中。我们去家里求教时，也经常看到师母郭先生给何先生按摩，先从头部起，再到肩部和胳臂，一边按摩一边叨唠：“你们先生啊，就是个享福的命，从小就没吃过苦。”何先生坐在属于他的那把“太师椅”上，双目微闭，满脸笑意，享受着师母的按摩和唠叨。

2006年爱子何芳川老师去世后，两位老人仿佛一下衰老了，相濡以沫之情更加浓郁，几乎形影不离。尤其是师母郭先生，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身体也渐渐不支，患上绝症住进了医院后，何先生就成了“全陪”。日常治疗和护理有医护人员和保姆，何先生就是每天陪坐或陪卧在师母身边，除非有来探望的客人，何先生会起身接待，其他大部分时间，两人手拉手，互相望着对方，或说话，或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两人共同的最后时光。在师母离世前的半个月，何先生用颤抖的手书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希望和师母“化作双燕子，比翼飞宇宙”的生死相依之情。师姐薛振凯老师曾经说过，山东电视台专门到北师大拍摄何先生的专题片，最后的一组镜头是两位老人在月季花和葱茏的林木中携手渐行渐远的背影。

北大早年校歌《燕园情》中有如此一段：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

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

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如今，何先生已经走完百年人生。如今，他和郭先生携手飞向了天堂，再续百年恩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生）

[1]六中：菏泽六中，现为菏泽一中，当地名校；哥伦比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傅斯年和何先生都是先上六中，然后考上北大，后出国留学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人均为菏泽地区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名人，一代大师，“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是菏泽人激励子弟奋发读书、有所作为的励志名言。

[2]马克思1857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