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名初一女生举起手,问班主任:“老师,我们上的课,是不是也在‘矫正’我们?”
班主任嘴唇颤抖,最终蹲下身,抱住学生,哽咽道:“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同一时刻,阳光小学、启航中心、市实验中学……十余所学校陆续爆发类似场景。有老师主动暂停课程,组织讨论;有学生自发收集传单;更有家长群集体要求校方解释“观察班”性质。
舆情彻底失控。
中午十二点,官方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教育局局长面色凝重:“针对近日流传的不实信息,我代表市教育局郑重声明:我市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思想控制实验。所谓‘清尘计划’纯属捏造,公安机关已锁定造谣分子赵某,正在全力追捕。”
台下记者追问:“为何多所学校广播系统昨晨自动播放相关内容?是否说明内部系统存在漏洞?”
局长语塞。
此时,直播画面右下角突然弹出滚动字幕:
>【突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布,将就“中国部分地区涉嫌对未成年人实施非自愿心理干预”一事展开初步调查。BBC、NHK、半岛电视台均已派出特派记者赴华申请采访许可。
发布会现场一片混乱。
赵卫红坐在一间偏僻网吧角落,看着直播,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战斗,永远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个母亲哄睡孩子时的耳语里,在每一节课堂提问后的沉默中,在每一张悄悄传递的纸上。
三天后,国际压力加剧,国内舆论持续发酵。
“观察班”被责令全面停课,接受第三方审查。
十余名涉事官员被暂停职务。
《火种录》电子版在全球多个平台上线,下载量突破百万。
而赵卫红,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是在城郊一处加油站。
他买了一瓶水,递给柜台后的少年一张纸条。
摄像头拍到,那孩子打开后,低头看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
之后,他消失在茫茫人海。
一个月后,南湖中学复课第一天。
语文老师李婉走上讲台,翻开课本,却没有讲课。
她拿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封面写着四个字:《火种录》。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上课。”她说,“我们来读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不肯闭眼的人。”
教室安静极了。
窗外,春风拂过树梢,蒲公英乘风而起,飘向远方。
某座城市角落,一把红伞静静挂在晾衣绳上,伞面微微晃动,仿佛仍在守护什么。
而在某个深夜,一台老式收音机自动开启,传出一段无人知晓来源的低语:
>“我是赵卫红。
>伞还在。
>疼也没忘。
>下一站,轮到你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