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真想做点什么,”老陈背对着她,声音很低,“先从最小、最不起眼的事开始。小到没人会反对,小到不需要审批,小到……失败了也没人注意。”
说完,他上楼了。
林墨独自站在昏暗的地下室,看着那柜子杂乱无章的档案盒,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无力。
但她还是打开了第一个盒子。
里面是项目立项文件:2018年3月,《关于申请幸福家园小区儿童乐园建设专项资金的请示》。薄薄三页纸,盖着街道和社区的红章。后面附着区里的批复:同意,但资金从20万调整为8万。
第二个盒子是居民意见征集记录。她翻看着那些手写的意见表,字迹各异:
“支持!孩子终于有地方玩了!”(6号楼302,张女士)
“反对!就在我家窗户底下,吵死了!”(5号楼101,王先生)
“能不能建在别处?这里离垃圾站太近。”(4号楼205,刘阿姨)
“愿意出500元,但要看大家出多少。”(3号楼602,赵先生)
“不出钱,公共空间为什么要居民出钱?”(2号楼401,吴女士)
翻到后面,意见表越来越少,最后几张甚至只写了楼号,意见栏是空的——居民已经懒得表达了。
第三个盒子里是三次协调会的记录。第一次到会32人,吵成一团;第二次18人,主要是一楼住户和顶楼住户对骂;第三次9人,大部分时间在沉默。
林墨一盒一盒地看下去。尘封的纸张、褪色的墨水、那些曾经热烈而后冷却的讨论,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记录着一个微小愿望如何萌芽、挣扎、然后慢慢死去。
她看了一个半小时,颈椎开始酸痛,地下室闷热的空气让她额头渗出细汗。
就在她准备合上最后一个盒子时,手指碰到了一叠没装订的散页。抽出来看,是手绘的设计草图——应该就是老陈说的,最初社区自己画的那版。
铅笔线条,画得很认真:有木制攀爬架、沙坑、一小片草地,旁边还标注了树种:“建议种银杏,秋天好看”。角落里有一行小字:“给孩子们的礼物”。
字迹已经模糊了。
林墨坐在布满灰尘的椅子上,看着那张草图。昏黄的灯光下,那些线条仿佛在跳动。
她忽然明白秦处长为什么让她“从最琐碎、最不敏感的事情入手”,明白老陈为什么对“上面来的人”充满不信任。因为在这个体系里,有太多美好的构想诞生于会议室,然后死于现实。而基层,就是所有美好构想最终坠地的现场。
她小心翼翼地把草图放回盒子,整理好所有档案。
上楼时,老陈的会还没结束。小刘正在接电话,一边记录一边安抚:“王阿姨您别哭,我马上联系您儿子……”
林墨朝她点点头,无声地离开了。
走出街道办大楼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阳光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周致远发来的微信:“晚上要晚归,系里评审。乐乐你接?”
她回复:“好。”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地下室档案找到了,但很难。”
周致远很快回复:“意料之中。需要帮忙吗?”
这句话让林墨怔了怔。不是客套,而是认真的询问。
她还没想好怎么回,手机又震了——是张弛:“林姐,无人机合规问题查了。民用无人机在非禁飞区、低空、非敏感区域拍摄,只要报备就可以。关键是谁去飞?”
林墨站在街道办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接孩子放学的老人、下班匆匆回家的上班族、推着小车卖水果的小贩。
她的目光落在街对面幸福家园小区的入口。一个穿着科技公司文化衫的年轻爸爸正带着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孩子手里拿着纸飞机。
林墨想起那天早晨看见的同一对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