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上还没销号,但实际上……”老陈摊摊手,“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样子。杂草长得比孩子都高。”
“如果换个思路呢?”林墨试探着,“不一定非要一次性建成完整乐园,可以分步实施?或者发动居民自筹一部分?或者……”
“林主任,”老陈打断她,笑容淡了些,“您在省里可能不太了解基层的情况。我这么说吧——幸福家园这个项目,三年来前前后后来了四拨人调研。”
他伸出四根手指:“第一拨是区政协的,来做了专题调研,报告写得漂亮,说要‘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典范’。第二拨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着学生来做社会实践,搞了居民问卷调查,出了厚厚一本报告。第三拨是市妇联的,说要纳入‘妇女儿童关爱项目’。第四拨是媒体,来拍了照,写了篇《谁来解决孩子们的游乐空间》。”
“然后呢?”林墨问。
“然后?”老陈笑了,这次是苦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报告交了,照片拍了,新闻发了,大家都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们社区,每次都要接待、要汇报、要准备材料,最后什么都没改变,还要被居民骂‘光说不练’。”
他盯着林墨:“所以您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听到‘调研’‘收集案例’就头疼了吗?”
这话像一盆冷水,把林墨事先准备好的所有说辞都浇灭了。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窗外的梧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
“陈主任,”林墨深吸一口气,决定换个角度,“我理解您的难处。说实话,我不是来指手画脚的。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帮忙整理这个项目的档案。至少让这些资料完整些,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老陈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您……亲自整理档案?”
“对。我过去在委里政策研究室下面的科室工作,整理资料还算在行。”林墨特意点明了自己过去的核心业务背景,但隐去了具体科室,“而且我看了你们的工作清单,创文迎检在即,肯定抽不出人手做这些‘不重要’的事。”
她把“不重要”三个字说得很轻,但老陈听懂了。他也注意到了“政策研究室”这个关键词——那是省发改委里真正搞研究、出政策的核心地方。
他重新打量林墨,目光里的戒备稍微松动了一点,但疑惑更深了:一个从核心政策研究部门出来的人,跑到边缘的综合协调处,现在还来基层整理档案?
“林主任,我能问个问题吗?”老陈突然说。
“您说。”
“您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上心?”老陈直视她的眼睛,“据我所知,省发改委综合协调一处……主要管协调会务、文稿流转这些吧?不直接分管社区建设,这也不是您的考核任务。您这么跑前跑后,图什么?”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真实,点明了综合一处“权责虚化”的特点。
林墨沉默了几秒。她可以给出很多冠冕堂皇的回答:服务基层、积累经验、探索创新……但看着老陈那双看透世故的眼睛,她知道那些话没用。
“我有个女儿,五岁。”她最终选择说真话,只是没说全,“我看着她每天在水泥地上玩,就在想,如果连一个安全的、可以玩耍的小空间都没有,我们谈什么美好生活?”
老陈没说话。
“而且,”林墨继续说,声音更轻了,“我相信改变可以很小,但不应该没有。”
又一阵沉默。远处传来居民吵架的声音,隐约能听见“漏水”“赔偿”之类的词。
“档案室在地下室。”老陈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条件不好,没空调,只有个排风扇。幸福家园的项目资料应该在第三个铁柜里,标签可能掉了,得自己找。”
他站起来:“我带您去。不过说好,您只能看,不能复印,不能拍照——有些居民意见涉及隐私。而且,”他顿了顿,“不管您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别轻易承诺。基层最怕的,就是给了希望又让它落空。”
“我明白。”林墨也站起来。
去地下室的楼梯很陡,灯光昏暗。老陈边走边说:“其实三年前刚提出这个项目时,我们都很兴奋。社区李书记还带着我们画了设计图——不要那种塑料的、五颜六色的器材,要木质的、自然的,最好能种几棵树,让孩子们认识植物。”
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回响:“后来预算砍了,我们就想,那先做个沙坑也行啊。再后来……连沙坑的钱都挤不出来。”
地下室比想象中更潮湿。一排排绿色的铁皮档案柜排列着,空气里有股霉味。老陈打开第三个柜子,里面塞满了牛皮纸档案盒,很多已经变形。
“就这些了。”他说,“我得上去开会,防汛的事。您慢慢看,走的时候跟小刘说一声就行。”
他转身要走,又停住:“林主任。”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