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很学术,但林墨听懂了。她的表情从警惕变为惊讶,又从惊讶变为某种复杂的情绪——像是自己的秘密花园突然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闯入,而这个访客不但没有践踏花草,反而认出了其中珍稀的品种。
“那个模型……还不成熟。”她最终说,语气软化了些,“很多数据是估算的,社区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也只是简单模拟。”
“但方向是对的。”周致远身体前倾,这是他在讨论学术问题时的习惯姿势,“你在试图量化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可量化’的东西——邻里信任、社区归属感、自发合作意愿。这很难,但很有价值。”
书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台灯的光圈拢住两个人,外面的世界沉在黑暗里。
“你为什么……”林墨顿了顿,“对这些感兴趣?”
周致远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眼桌上那些打印资料,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幸福家园小区儿童需求调研(家长代填)》,旁边有手写批注:“3-6岁儿童最需要的不是豪华设施,而是安全、可及、有一定探索性的空间。”
“我记得你以前做政策研究,关注的都是宏观数据,”他说,“GDP增速、产业结构、区域协调……现在怎么转到社区层面了?而且还做得这么……细致。”
这个问题触及了某种边界。林墨沉默了几秒,重新戴上眼镜——那是她需要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宏观政策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她说,声音很轻,“而在体制内待久了会发现,最难的往往不是制定政策,而是让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社区就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复杂的一公里。”
她指了指屏幕:“这个模型,其实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在资源有限、权限有限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系列微小、低成本的干预,让一个社区慢慢变好?哪怕只是变好一点点。”
周致远看着她。台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那种光他见过——在他带的那些真正对研究有热情的学生眼里。
“所以幸福家园的清理行动,是你的第一个‘微小干预’?”他问。
林墨点头:“算是吧。但干预的主体不是我,是居民自己。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然后通过数据模型观察效果,调整策略?”
“理想情况下是这样。”林墨苦笑,“但实际上,基层工作哪有那么理想。居民今天愿意参与,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事不来了。街道的态度随时可能变化。还有……”
她停住了,没往下说。但周致远猜到了——还有体制内的规则,还有她那个“边缘化”的身份限制,还有赵小曼那个正式的、有经费的课题可能带来的压力。
“你的模型里,设置了‘政策波动因子’,”周致远说,“权重是0。15,是所有外部变量里最高的。为什么?”
林墨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也有某种被理解的触动:“因为在中国做社区工作,政策环境是最不确定的变量。今天鼓励创新,明天可能就强调规范。今天说放权,明天可能就收权。基层干部最怕的,不是事情难做,而是风向突然变了,之前做的都白费。”
这话说得平静,但周致远听出了其中的沉重。
他想起自己做的研究——制度变迁、政策演化、经济周期,那些都是宏观尺度的分析。他很少想到,这些宏观波动落到具体某个人、某个社区身上时,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气象学家研究气候变迁,很少去想一场具体的暴雨会冲垮哪个村庄。
“我能看看模型的原始数据吗?”周致远问,随即补充,“如果不涉及保密的话。”
林墨犹豫了。她看了眼电脑,又看了眼周致远,最后说:“数据是街道提供的,不涉密,但……也不完全公开。我可以给你看脱敏后的版本。”
“好。”
林墨重新打开电脑,登录,调出一个简化版的模型界面。这次周致远看得更仔细了。
他指着屏幕上的一处参数设置:“这里,‘居民参与意愿衰减系数’,你设定的衰减曲线是指数型的。依据是什么?”
“观察。”林墨调出一份附件,“这是幸福家园过去三年五次社区活动的参与记录。第一次参与率35%,第二次28%,第三次15%……除非有持续的正向激励,否则居民参与意愿会快速衰减。而且衰减速度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快。”
“那你的清理行动呢?参与人数不是增加了吗?”
“那是因为需求太具体了——‘让孩子有个安全玩的地方’。而且行动本身很简单,看得见结果。”林墨说,“如果是复杂的、长期的事,情况就不一样了。”
周致远若有所思。这和他研究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高度相关。理论模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往往导致合作难以持续。林墨的社区实践,像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你下周要继续清理,然后铺木屑?”他问。
“嗯,如果天气好的话。”林墨看了眼窗外,“木屑已经联系好了,防尘网也买了。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后续的维护机制,否则三个月后就打回原形。”
“维护机制怎么设计?”
林墨调出另一份文档:“初步想法是‘轮值家庭’制度。每周由两户家庭负责巡查空地,捡拾垃圾,检查设施安全。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体维护活动。关键是,要让参与者有仪式感和归属感,而不是当成负担。”
她讲得很投入,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展示她设计的轮值表、积分规则、简单的奖励机制。那些细节考虑得很周全:如何避免搭便车,如何平衡不同家庭的时间,如何让单亲家庭也能参与……
周致远静静听着。他发现自己正在重新认识这个女人——不是作为他的妻子、乐乐的妈妈,而是作为一个在专业领域有深度思考和实践智慧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