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复:“谢谢张工。新模型我晚点看。赵小曼他们调数据时,有没有特别关注哪个街道?”
几分钟后,张弛回复:“重点要了清河街道的资料,特别是近两年的社区活动记录和居民投诉数据。我问了一句,他们说课题需要‘正反案例对比’。”
正反案例对比——这意味着,赵小曼的课题组不仅要找做得好的社区,也要找问题多的社区。幸福家园这种“三年没解决的空地问题”,很可能成为“反面案例”。
林墨感到一阵寒意。如果幸福家园被定为“反面案例”,那么她正在做的微更新探索,就会显得像是在“弥补错误”,而不是“创新实践”。所有的努力,都可能被重新解读。
她深吸一口气,点开周致远的邮件。
附件是一份十五页的分析报告,标题是《社区合作中的激励机制设计: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报告严谨得像要发表的学术论文,但周致远在邮件正文里写得很直白:
“模型分析显示,在缺乏强制力的情况下,社区合作要持续,需要三个条件:1。初始参与者的示范效应;2。合作成果的可见性;3。退出合作的声誉成本。你们周六的行动,如果能形成‘成果可见性’,对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另外,建议在活动中设计简单的‘承诺仪式’,比如签名承诺参与维护,能提高参与者的心理绑定。”
林墨一字一句地读着。这些理论建议,和她面临的现实挑战,正在慢慢靠近。
她回复:“收到,很受启发。周六我们会注意成果展示,也会考虑承诺环节。谢谢。”
发送后,她看着屏幕,突然想起秦处长说的“注意影响”。
影响会来自何方?赵小曼的课题组?委里其他处室?还是……综合一处内部?
她看了眼刘大姐的背影。刘大姐正在整理文件,动作不紧不慢,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林墨知道,昨天会后,刘大姐一定和王副主任通过气。不然王副主任怎么会突然来“了解情况”?
这不是恶意,只是体制内的正常操作——看到可能的风险,向分管领导汇报,让领导来把关。刘大姐做了她认为正确的事。
林墨收回目光,开始修改周六的行动方案。
她增加了几个环节:
行动前安全提醒,强调自愿参与、责任自负。
现场设置“成果展示区”,清理前后照片对比。
准备一份简单的“社区共建承诺书”,自愿签名,不留真实姓名,只留楼号。
邀请街道小刘全程拍照,既为创文,也为留存资料。
所有物资(木屑、防尘网)的合格证拍照存档。
每一条,都是为了“合规”,为了“留痕”,为了“可控”。
写完方案,她发给秦处长邮箱一份,又打印了一份纸质版,放进文件夹。
中午,林墨没去食堂,在办公室吃自己带的便当。
便当是周致远早上准备的——青豆虾仁、炒青菜、米饭。他做饭水平在进步,虽然虾仁炒得有点老,但调味刚好。
刘大姐从食堂回来,看见她在吃便当,随口问:“小林,自己带饭啊?”
“嗯,方便。”林墨说。
“你家周教授做的?”刘大姐在对面坐下,打开自己的保温杯,“听说周教授是大学老师?那挺忙的吧,还有时间做饭?”
这话听着像闲聊,但林墨听出了试探——刘大姐在了解她的家庭状况,判断她是否有“额外精力”折腾社区的事。
“他最近课少些。”林墨简单回应。
“哦,那挺好。”刘大姐喝了口茶,“夫妻俩都忙的话,孩子就受苦了。我家孙子就是,爸爸妈妈都加班,只能我们老两口带。”
这话像是感慨,又像是提醒:你有孩子,有家庭,别把太多精力放在工作之外的事上。
林墨没接话,继续吃饭。
刘大姐也没再说什么,起身去接水了。但林墨知道,这场对话不会就此结束。在综合一处这个看似平静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观察,都在评估,都在等待。
下午三点,林墨去了张弛的资料室。
张弛正在三块屏幕前忙碌,看见她来,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模型又更新了一版,加了风险预警可视化。”
林墨坐下,看着屏幕上流动的数据曲线。新的模型用红黄绿三色标注风险等级,幸福家园项目目前处于“黄色预警”状态——有风险,但可控。
“风险点主要在哪儿?”林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