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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之声（第2页）

林墨在沙发上坐下，从包里拿出材料，但没有立即递过去。她先问：“李教授，我最近在幸福家园小区做了一点微小的尝试，遇到些困惑，想向您请教。”

“说说看。”李教授在她对面坐下，泡了两杯茶。

林墨从清理空地、调整策略、环境微观察，一直讲到即将面临的课题组介入。她说得很客观，既讲成效，也讲困境，特别是居民自组织的可持续性问题。

李教授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等林墨说完，她沉思了一会儿。

“你做的这些，很有意思。”李教授放下笔，“特别是从‘宏大目标’转向‘微小改善’的策略调整，很务实。在基层工作，有时候完美主义是最大的敌人。”

她起身走到那张大地图前，指着一个用绿色标记的社区：“这个社区，三年前也想搞儿童乐园，预算八十万，设计得很漂亮。结果因为居民意见不统一、资金不到位，拖了两年，最后不了了之。”

又指向一个红色标记的社区：“而这个社区，从修一条破损的步行道开始，花了三千块钱，一个月完工。居民看到效果，有了信心，后来陆续推动了七八个小改善。现在，他们反而开始讨论要不要建儿童乐园了——而且是在积累了足够信任和合作经验之后。”

林墨仔细看着地图上的标记。绿色代表“规划宏大但停滞”，红色代表“从小做起，持续积累”。七个社区里，红色标记的只有两个。

“您是说，我应该坚持现在的路径？”她问。

“不是坚持，是深化。”李教授回到座位，“你现在做的环境微观察很好，但还停留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层面。下一步，要建立‘居民发现问题-集体讨论方案-共同实施-共同维护’的完整闭环。”

她翻开林墨带来的材料，看到那份风险预案，点点头：“考虑得很周全。但还缺一块——如何把一次性的志愿活动，变成常态化的社区议事机制。”

“社区议事机制……”林墨重复这个词。

“对。比如，每月一次‘社区微改善讨论会’，居民带着发现的问题来，大家一起排序，选出一两个最急迫、最可行的，当月就解决。”李教授说，“关键是要让居民感受到：我的意见被听见了，我的参与改变了什么。”

这个建议让林墨豁然开朗。是啊，她一直在想怎么做事，却忽略了怎么让做事的过程本身成为凝聚社区的过程。

“但这里有个难题，”李教授话锋一转，“居民通常很忙，除非有很强的内在激励，否则很难持续参与。你有什么想法？”

林墨想起周致远的博弈论模型，想起“内在激励”这个词。“我们试过儿童参与——让孩子们画画，家长就很积极。还有，解决一些直接影响生活的问题，比如填坑洼、修晾衣绳，受益的居民就会支持。”

“这些都很好。”李教授赞许道，“但要形成机制，还需要一些设计。比如，建立‘社区贡献档案’，记录每个人的参与；比如，设立‘微改善基金’，居民可以小额捐款，专款专用；比如，定期展示成果，让付出被看见。”

她顿了顿，语气严肃了些：“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逐步退到幕后，让居民成为真正的主角。否则，一旦你离开，或者注意力转移，事情就可能停滞。”

这话点中了林墨内心最深处的担忧。这三个月的实践，确实很大程度上依赖她的推动。如果赵小曼课题组介入，如果她自己工作有变动，这一切还能继续吗？

“我明白了。”林墨郑重地说，“谢谢李教授，您给我指了一条很清晰的路。”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方向，我只是帮你理了理。”李教授看了眼时间，“还有十分钟，我再多说一句——你做的这件事，表面看是社区治理，深层看是制度创新。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如何给基层自发创新留出空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墨：“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的案例纳入我的研究，当然会匿名处理。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关注，但也可能带来压力。你考虑一下。”

林墨心头一震。纳入学术研究——这意味着她的实践将从“草根探索”升级为“研究案例”，获得另一种形式的认可和保护。但正如李教授所说，也会带来关注和压力。

“我需要……和领导商量一下。”她谨慎地说。

“应该的。”李教授起身送她，“不管怎样，保持联系。你做的这件事，值得好好做下去。”

离开党校时，已是下午四点半。秋日的阳光斜照，校园里很安静，只有远处操场上隐约传来运动会的喧闹声。

林墨走在林荫道上，脑子里回响着李教授的话。制度化、常态化、居民主角化——这些词像一盏盏灯，照亮了她原本模糊的前路。

手机震动，是个陌生号码。林墨犹豫了一下，接起。

“您好，是林墨女士吗？”一个干练的女声传来，“我是《城市先锋报》的记者许薇。我们了解到幸福家园小区最近有一些居民自发改善社区环境的行动，想跟您做个采访。请问方便吗？”

记者？林墨心里一紧。媒体怎么知道的？

“您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她问，语气尽量平静。

“我们报社有个‘社区观察’栏目，一直在关注基层创新案例。”许薇说得很专业，“幸福家园的活动，有居民把照片和短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了，觉得很有价值。特别是儿童参与画画那个环节，体现了很好的社区共建理念。”

原来如此。李锐拍的那些视频，赵先生发的朋友圈，孩子们的画作照片——这些在居民群里传播的内容，不知怎么流向了媒体。

“我只是个志愿者，帮忙协调一下。”林墨选择了最安全的说法，“真正做事的是居民自己。”

“我们理解。”许薇的声音很诚恳，“我们想报道的正是这种‘居民自发、政府助力’的新模式。如果您方便，我们可以见面聊聊？不一定要报道您个人，重点是记录这个案例。”

林墨沉默了。她想起秦处长的提醒：低调，注意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能有一篇正面报道，也许能增加这个实践的“能见度”，在赵小曼课题组介入时，多一些话语权。

“我需要考虑一下，晚点给您回复，可以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