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从包里拿出手机:“我们还录了点视频,都是大家想说的话。怕领导们忙,没时间看信,视频短,几分钟就能看完。”
他点开播放。第一个出现的是赵先生,背景是已经建好的木屑游乐场:“我叫赵建国,退休工人。我这辈子没给领导写过信,这是第一次。为啥写?因为我孙子现在每天都要来这儿玩,回家饭都能多吃半碗。我就想问一句:这样的好事,为啥有人要拦着?”
接着是张大姐,她抱着小孙女:“领导们,你们也有孩子、有孙子。将心比心,要是你们家孩子没地方玩,你们急不急?林老师急,她真急。所以我们就信她。”
视频里出现了更多面孔——有年轻父母,有爷爷奶奶,还有几个孩子,对着镜头说“谢谢林阿姨”。最后是老陈,他对着镜头沉默了几秒,才开口:
“我是清河街道社区办主任陈志刚。在基层干了二十三年,见过太多项目——有的来了轰轰烈烈,走了悄无声息;有的花了很多钱,老百姓不买账。林墨同志这个项目不一样,它花钱少,但老百姓认。为啥?因为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从文件里印出来的。”
视频结束,会议室里安静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老陈清了清嗓子:“林主任,这信和视频,我们准备周一一早就送到你们单位。不是要挟,是讲理。我们老百姓讲的是最朴素的理——谁真心为我们做事,我们就真心支持谁。”
林墨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滴在信纸上,洇湿了一个签名。她赶紧擦掉,但更多的眼泪涌出来。
“谢谢……谢谢大家。”她声音哽咽,“但我不能让大家这么做。这样可能会影响你们……”
“影响啥?”那位林墨不熟悉的大姐开口了,“我叫王秀英,住三号楼。我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孙子我带。以前孩子没地方玩,天天关家里看电视,眼睛都看坏了。现在有了这个游乐场,他天天往外跑,交了好几个朋友。林老师,你这是在救孩子。”
另一位大哥也说:“我叫刘建军,开出租车的。我们这些老百姓,平时见领导都难,更别说给领导写信。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啥都敢做。”
林墨看着眼前这些人——赵先生的手还带着工地干活留下的茧子,张大姐的袖口磨得发白,李锐的工装裤上沾着油漆,王大姐刘大哥都是最普通的样子。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沉默的大多数,是政策文件里抽象的“群众”,是汇报材料里冰冷的数字。
但此刻,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温度,有情感,有力量。
“这信……”林墨深吸一口气,“如果真的送上去,可能会让一些领导不高兴。”
“那我们更得送了。”老陈说,“林主任,我干了二十多年基层,太知道这里面的门道了。有时候领导不是不知道对错,是需要有人推一把,需要听见真实的声音。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声音,就是最真实的声音。”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其实我也有私心。这些年,我配合过很多项目,有的成了,有的黄了。但像这次这样,老百姓真心说好的,不多。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上面看看——不是所有基层工作都得花钱堆,用心做,一样能做好。”
会议开到十一点半。离开时,每个人和林墨握手。王大姐握得特别用力:“林老师,别怕。咱们人多,心齐。”
走出社区办公室,阳光刺眼。林墨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熟悉的社区——晾晒的被单在风中飘动,几个老人在树下下棋,孩子们在木屑场上奔跑。这一切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却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周致远的车停在路边。他看见林墨出来,下车走过来:“怎么样?”
林墨把信递给他。周致远快速看完,沉默了很久。
“上车说。”他拉开车门。
车里,乐乐还在睡。周致远把信小心折好,放回林墨手里:“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林墨实话实说,“这封信送上去,可能会帮到我,也可能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徐主任最不喜欢的就是‘群众施压’。”
“但这是真实的民意。”周致远说,“而且你看,老陈很聪明。信里没有攻击任何人,只是陈述事实,表达支持。这是最温和也最有力量的方式。”
“周一就要评审会了……”
“那就让这封信成为你的底气。”周致远看着她,“林墨,这半年来,你一直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现在你看到了,你不是一个人。那些你觉得平凡的、普通的人,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你。”
回家的路上,林墨一直看着窗外。深秋的街道,梧桐树叶开始泛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她想起自己刚进机关时,导师说过的话:“在体制内做事,最重要的不是讨好上面,而是服务下面。下面的人认你,你就站得住。”
那时她不理解,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