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有落叶飘下,旋转着落在地上。
“项目评审会那天,和你的评审很像。”秦处长继续说,“对方请了专家,展示了精美的设计方案——拆除锅炉房,建现代化社区中心,有健身房、图书室、儿童乐园。数据很漂亮:服务人口更多,功能更全,还能为街道创造租金收入。”
她顿了顿:“我的方案呢?土。要保留一堵破墙,要花很多钱做加固,功能单一,没有‘经济效益’。评审专家问了我一个问题:‘秦海月同志,你的方案除了情怀,还有什么?’”
林墨的心揪紧了。这个问题,太熟悉了。
“我回答不上来。”秦处长说,“因为我当时真的以为,情怀就够了。我以为坚持原则、守护记忆、服务居民,这些就够了。”
“后来呢?”林墨问。
“后来我的方案没通过。锅炉房还是拆了。”秦处长端起凉了的茶,喝了一口,“拆的那天,很多老职工站在旁边看。有个老人,在厂里干了四十年,对我说:‘秦干部,我们知道你尽力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那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秦处长看着林墨,“我被调离规划处,来到综合一处——那时候综合一处比现在更边缘,就是个收发文、搞会务的地方。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
“可是您……”
“可是我没完。”秦处长微笑,“因为我在综合一处发现了一件事——边缘有边缘的好处。这里没有核心部门的聚光灯,没有必须完成的硬指标,没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可以慢慢做点真正想做的事。”
她重新倒上热茶:“我开始研究基层治理。不是从文件到文件,而是真的下社区,和居民聊天,看他们怎么解决实际问题。我发现,最有效的治理方法,往往不在教科书里,而在老百姓的智慧里。”
“就像幸福家园那样?”林墨问。
“就像幸福家园那样。”秦处长点头,“但那时候我没你勇敢。我不敢像你这样,真的和居民一起动手干。我只是观察,记录,思考。这一思考,就是十年。”
十年。林墨在心里重复这个数字。人生有几个十年?
“那后来呢?”她问,“锅炉房拆了以后,那个地方……”
“建了商品房。”秦处长说,“六栋高层,很漂亮。但老职工们买不起,大多搬走了。社区的记忆断了,邻里关系散了。那个开发商赚了钱,也走了。”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都移动了位置。
“但故事还没完。”秦处长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光,“三年前,我偶然路过那个地方。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林墨摇头。
“我看到,在新建的商品楼旁边,有一小片空地——那是当初开发商承诺要建的社区花园,但后来缩水成了一个小角落。就在那个角落里,几个老人自己动手,用废旧材料搭了一个凉亭,摆了几张石桌石凳。”
秦处长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林墨面前。照片上,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简陋的凉亭里下棋,阳光很好,他们的笑容很真实。
“我认出了其中一位。”秦处长指着照片最左边戴帽子的老人,“就是当年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尽力了’的那位。我走过去,他看了我很久,说:‘秦干部,你还记得我们啊?’”
她的声音哽咽了:“我说记得。他说:‘我们也记得你。虽然锅炉房没了,但你教会我们一件事——有些东西,得自己动手守。’”
眼泪终于从秦处长脸上滑落。这个永远从容、永远得体的女处长,此刻在茶馆的包间里,哭得像当年的那个年轻干部。
“他们用废旧材料搭凉亭,物业不让,他们就去街道反映;街道协调不了,他们就联合更多居民一起反映。最后,凉亭保住了。”秦处长擦掉眼泪,“那个老人说:‘秦干部,你当年的方案虽然没成,但你给了我们一个念想——有些东西,值得争一争。’”
林墨看着那张照片,久久说不出话。阳光照在照片上,老人们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但笑容那么明亮。
“所以你说,我失败了吗?”秦处长问,“从项目结果看,我失败了。锅炉房拆了,方案没通过,我被边缘化了。但从更长的时间看呢?我给那些老人种下了一颗种子——‘有些东西,值得争一争’。二十三年后,那颗种子发芽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凉亭。”
她握住林墨的手:“你现在经历的,和我当年很像。项目被叫停,努力好像白费了,信念动摇了。但我想告诉你——有些东西,不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的。”
林墨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你的项目虽然暂停了,但幸福家园的场地还在,居民的能力还在,那些孩子脸上的笑容还在。”秦处长的声音温柔而坚定,“更重要的是,你给王秀英、赵先生、张大姐他们种下了种子——‘我们可以自己建设自己的生活’。这颗种子,谁也拿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