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不太懂死亡是什么,只知道,那个会抱着她哼调子的怀抱,再也不会暖了。
未晞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
撑起她半个人生的,是祖母。那个瘦小的老太太,背总是弓着,像一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枯树,手里永远攥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枣木棍,嗓门洪亮得像村口的铜铃。
村里人都说,老妇人是个硬骨头,嘴硬,心更硬。
可只有未晞知道,祖母的硬骨头里,藏着怎样的柔软。
冬夜里天寒地冻,屋里没有取暖的炭盆,冷得像冰窖,祖母就把她的手揣进自己的夹袄里,夹袄带着淡淡的皂角味,暖和得不像话。
她嘴馋,看着别家孩子啃烤得焦香的杂粮饼,祖母就拄着枣木棍,挪到菜窖里扒出冻硬的红薯,埋进灶膛余烬里。
红薯烤得滋滋冒油,祖母却舍不得吃一口,全都掰给她,看着她狼吞虎咽,眼角的皱纹里漾着细碎的笑意。
她偷拿邻居家晾在檐下的杂粮饼时,被人逮了个正着。邻居张大婶叉着腰骂她是“没爹没娘的小野种”,骂得很难听。
祖母听见了,拄着枣木棍冲过来,把她护在身后,佝偻的身子竟硬生生透出几分气势。她指着邻居大婶的鼻子,也不骂人,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看得对方悻悻然地闭了嘴。
回家的路上,祖母第一次用枣木棍敲了她的手心,力道不重,却敲得她眼泪汪汪。祖母说:“花儿,咱们穷,可穷要有穷的骨气。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拿。”
她哭着点头,祖母却又蹲下身,把她搂进怀里,声音沙哑:“是祖母没用,让你受委屈了。”
十岁那年,祖母倒下了。和阿娘一样,祖母也咳嗽得厉害,身子迅速垮了下去,眼窝深陷,颧骨凸起,整个人脱了相。
未晞慌了,学着祖母的样子去山里采止咳的草药熬汤,给祖母擦身子、掖被角,守在床边一遍遍喊“阿婆”,声音里带着哭腔。
祖母只是拉着她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
弥留之际,祖母硬是拖着病体,从床上爬起来。
她态度强硬地不让未晞跟着,自己拄着枣木棍,一步一步,挨家挨户地叩门。
李家村的人,大多和她们同宗同姓。祖母敲开邻居张婶家的门时,张婶看着她摇摇欲坠的样子,连忙要扶她进屋。
祖母却攥着她的手,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张嫂子,我家花儿……就托付给你了,她还小……”
那个向来刻薄的张婶眼圈一红,忙不迭地应:“老嫂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咱们乡里乡亲的,又是同村同姓的人,更何况祖上多少都受过李娘子的照拂,你这样求人,真是折煞我们了!”
祖母听了这话,浑浊的眼里滚出泪来。她又撑着身子,敲开李伯家的门,敲开王大娘的门,敲开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门。
枯槁的手抓着门框,每一次叩门,都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把自己的孙女,托付给了整个村庄。
那天的风很大,吹得祖母的白发凌乱地飞舞着。未晞躲在巷子口,看着祖母蹒跚的背影,看着她一次次弯腰,一次次恳求,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泥土地上。
祖母走的那天,金灯花开得正艳。
村里人念着祖母的情分,更念着李娘子的恩德,凑了些粗粮和布料,给祖母办了简单的丧事。未晞跪在坟前,看着那片火红的金灯花,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死别。
祖母走后,未晞开始吃百家饭。
张婶家的一碗粟米粥,李伯家的半个杂粮馍,王大娘缝补得整整齐齐的旧衣裳,赵大叔给她削的一把小木梳……村里的人,都记着祖母的托付,默默照拂着这个没了依靠的孩子。
李大牛是和她一同长大的,就住在前面的屋子。他比未晞大两岁,性子憨厚,手脚却麻利,总爱往河边跑,往山里钻。
春日里摸的肥嫩河鱼,夏天摘的酸甜野果,秋末揣的热气腾腾的杂粮馍,他总要偷偷塞给未晞一半。
未晞捧着那些带着温度的吃食,心里暖烘烘的,总觉得,有大牛哥和这些村里的亲友在,日子好像就没那么苦了。
可赋税的枷锁,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肩头。
村里的田地越种越荒,年轻力壮的人要么去了镇上做工,要么躲进了深山,留下的老弱妇孺,只能靠着挖野菜、采野果勉强度日。
未晞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大,野菜都被冻在了地下,村里好几户人家断了炊,只能靠着树皮和草根充饥。
她跟着张婶去山里挖葛根,冻得手脚生疮,却还是咬着牙不肯哭。她记得祖母说过的话,人活着,就得有股硬气。
她白天帮张婶喂鸡鸭,帮李伯劈竹篾,帮王大娘晾晒草药,用自己的方式回报这份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