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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长廊（第24页）

尽管我们放任自己去尽情享受预测和抉择的快乐，无形中还是有一种潜在的惯力，使我不由得偏向了左边。

在左边的长廊中前行了一段，渐渐也就不觉得是在一条岔道中。我想还是快点推开一扇门的好，免得新鲜感随着往前走消失殆尽。

我推开了左边的一扇门。

是一间大会议室。坐满了人，正在开会。

我有点扫兴。

各种各样的会我可开得太多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例会？

有位坐在门边的女士在招呼我。她那挥动的手掌缺少了一根无名指。啊，是她。可见我们这个世界真够小的，走来走去，总能遇上熟人。

我坐到她身边的一把空椅子上。

我小声问她：“开什么会呢？”

她望着我：“咦，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这一向病了还是怎么的？你一直没参加这次运动？”

我一听搞运动，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我问：“怎么又搞运动？搞的什么运动？”

她摇着头责备我：“你呀你呀，态度也未免过于消极！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正在开展一次反‘左’运动吗？”

我吓了一跳：“反左？这不是右派翻天了吗？”

她说：“写出来的时候，‘左’字要带引号。读的时候，为了避免错误，也可以读成‘反极左运动’。”

我万分疑惑。我问：“极左固然不好，但只能是坚持理论上的批判，逐步肃清流毒，怎么能搞运动呢？这不会影响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展吗？”

她耐心地小声对我解释：“看来你真是打天上掉下来的。这回的运动，绝不同于以往的运动。不搞大轰大嗡，不给‘左’派贴大字报，更不批斗他们。而且像这样的会，也只是最必要的时候才开。总之几句话一时也说不清。咱们别说话了，你看周围的人都在责备地看着咱们呢。你注意听会议主席的总结吧！”

正在发言的会议主席是个年轻的姑娘。看上去顶多二十岁出头。她的发型很适合她脸庞，穿着显得既随便又雅致。她正在微笑着结束她的讲话，那语调既平和又悦耳，全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种声色俱厉乃至唾沫星子乱溅的做派。我听见她说：“……经过大家投票，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都确认了我们这一次划定‘左’派的基本政策，那就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我真怀疑我的耳朵。

我给弄懵了。

我仍呆坐着，而会议已经结束。

那位热心的女士问我：“你怎么来的？”

我说：“走着来的。”

她说：“我开车来的。我送你回去吧。”

我便随她乘电梯下楼，楼外是个停车场，停满了小轿车，她带我走到一辆奶黄色“长江牌”国产小轿车旁，打开门请我坐进去。

她坐到驾驶室上以后问我：“你回哪儿？回家吗？”

我望望车窗外的景物，夜色茫茫中亮着无数窗户的高楼望不见顶，一个大喷水池喷出串串珍珠链般的水柱，附近街道上闪烁着无数的霓虹灯和灯箱广告，阵阵白兰花的气息飘人车内。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便对她说：“我家恐怕不在这个城市。我还没找到地方住呢！”

“那我送你去宾馆吧。就是我们头一回见面的那座宾馆。我这回来开联席会议，也暂时住在那里。”说着她开动了汽车，边开边对我说：“你看变化大吗？那宾馆也变了。主要是观念上的变化。现在从他们经理到每一个服务员，都不会对恭桶泄水不畅或窗帘挂钩脱落一类事情等闲视之。宾馆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全面而周到。你去了就会知道。”

我们到达了宾馆。我向这位热心的女士道了谢。我订了个房间，在餐厅吃过了晚饭。一切的确如那位女士所预告的那样。我对宾馆的设施和服务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我有点纳闷。不是在搞运动吗？宾馆想必也不能例外。但怎么一点运动的迹象也没有？相反，风味小吃厅、咖啡厅、音乐茶座、迪斯科舞场、游乐室、书报阅览室、电影厅、健身房、保龄球室和台球室等附属场所全在正常开放。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要么高高兴兴，要么平平静静。

我便走过去问一位前厅的侍应生：“你知道正在搞反‘左’运动吗？”

我立即按他所指去找那大屏幕电视厅。

在电视厅里我又遇到了那位女士。她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发现她那缺少的手指似乎已经补上。

见我朝她手上望，她解释说：“我装了一个假肢。不过这假肢在设计、工艺上都已经过时，戴久了不大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把它摘下来。按新设计新工艺生产假肢的计划很快便会付诸实行，那时候您再看见就会感到是天衣无缝了！”

我们一齐坐了下来。电视厅里有大约一百来个舒服的座位，但只坐了三十来个人。她又对我解释说：“这场运动除了极少数进行投票表决的活动要求每一个公民参加外，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参加不参加，参加多少，全凭自觉自愿。不过，总的来说，百分之八十的公民都是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因为这终究决定着能不能从他们走向幸福的路上撤去最主要的障碍。今天电视转播的内容是继续由被公民投票指认的‘左’派先生们亮相。这种亮相也全凭他们自愿，并非强迫性的。他们也可不采取这种公开亮相，也可以亮相。这种活动已经进行了一周了，所以今天来这里看电视的不多。再说人们一般也只选择自己最关心的节目来看。我今天晚上来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关注以外，也还有我自己独特的动机……”

虽然她解释，我还是感到莫名其妙。

电视转播开始了。广播员微笑着宣布了今晚报名亮相的“左”派名单。然后便请他们自己出场。

第一个在屏幕上亮相的是个中年男子。他穿着一身适体的浅褐色西服，系着一条黑底带白斜道儿的领带，头发光可鉴人。他安坐在一张沙发里，背后是一个摆满各种玩器的多宝格柜橱。镜头渐渐推至他的近景，他直视着屏幕外的观众，用极其诚恳的语气开始了他的发言：

“我先明确我的态度。我是希望能抗拒从宽的。”

“大家把我推选为‘左’派，要我到‘左’派村去生活。我承认大家所依据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我也完全理解大家何以对我会有这样的评价和情绪。但是，我要在这里为我自己辩护。我并不是‘左’派，真的！”

“现在我同意大多数公民的这种见解，‘左’派的主张如果付诸实现，将使公众永远不可能获得合理而幸福的生活，并将使公众沦落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中去。即使‘左’派的主张由于众人的反对不得全面实现或不能实现，那也构成一种对公众创建美好生活的阻力，或者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左’派活跃一天，人们创建美好生活的进程便延缓一天，而那极左言论在人们心灵中投下的阴影，更等于随时随地在往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中和美好的生活中撒胡椒面——啊，对不起。（这时他身侧的一个立柱上亮了红灯，后来我弄明白，当有一百个以上的电视观众认为他的讲话空泛离题时，那红灯便会闪亮——我们的座椅上也都有按键，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判断按键。）我马上说到我自己。我的意思是，大家认为‘左’派所宣扬和主张付诸实行的是一种大家不能接受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恰恰也是我心里头的想法。我现在立即向大家说明——我是不该被划为‘左’派的。我那些‘左’派言论，以及表面的行动，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这个例子当然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大家记得我那‘小报告’里有这么一条：认为应当禁止生产和使用录音机和录像机，国内已有的私人录音机和录像机应一律加以没收，当然还有录音带和录像带。其实我自己不仅拥有国外最高档的组合音响和录像机，并且，我天天自己关起门来所听所看的，甚至于都耻于在这里向大家公开。倘若说我这人确有问题，那么我也是迷恋国外的暴力和色情文化、趣味庸俗低级这样的问题，而绝非极左，绝非自己带头并强迫大家都去过苦行僧生活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