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臣被装在裤裆里之后只能躺着,他为了寻找一种适宜的姿势不停地在地上蠕动,活像某种巨大的昆虫的幼虫。黑子吩咐秃蛋和傻牛把刘臣抬起来,扔进旁边的灌柳丛。秃蛋捉住刘臣的腿,傻牛捧起刘臣囫囵在裤裆里的部分往柳丛里抬,也许是碰痛了刘臣什么地方,刘臣在裤裆里“唔唔唔,唔唔唔”,我赶上前,想听听刘臣在说什么,没有听清,坏三也跑上来听,也没听清,我们就不再管他了。
要有一个人留下来负责看守,监听刘臣什么时候叫饶。黑子吩咐傻牛留下,这多少有点报复傻牛的味道,要不是这,其实倒应该是让我或者是秃蛋留下来。
接下来,黑子就率领着我们其余的人马去远处的麻地吃麻果去了。
六
傻牛因为智商偏低的缘故,责任心就不够强,我们刚到麻地,他就呼哧呼哧追了上来,因为他也想吃麻果。我们问他:“刘臣叫没叫饶?”
傻牛说:“没叫。”
我们说:“这小子还真筋道。”
黑子说:“多憋他一会儿,我不信他不叫。”
我们在麻地里吃麻果,麻果其实并不好吃,淡淡的,没味,还麻嘴,但我们仍是饶有兴味地胡吃,把麻地弄得一片狼藉。我们正糟蹋得忘乎所以,忽听一声炸雷也似的怒吼:“兔崽子们,我剥了你们的皮!”
我们惊得差点尿了裤子,知道是负责看守麻地的老五爷,黑子一声“快跑!”领着我们向麻地深处没命地逃窜,背后老五爷披荆斩棘地追了上来。
我们屁滚尿流地穿过麻地,一路跑进村西的杨树林,没头没脑地往最茂密的地方钻下去,老五爷被我们甩得没了踪影,黑子得意地说:“这就是游击战!”
喘上几口气我们缓过神来,黑子吩咐坏三去放哨,防止老五爷来偷袭。黄昏已接近尾声,照在树冠上的光线已不再明朗,茂密的树林里幽暗神秘,我们掏出铅笔刀削树皮玩,在树上刻字:老五爷是大王八。
后来,我们又玩起了捉迷藏。
直到天黑透了我们才散伙回家,我扒了几口饭就爬上炕去睡觉。朦胧中,做着混沌的梦,不知身在何处,却恍惚听到了颤悠悠地让人害怕地鬼叫。妈妈忽然摇醒了我,问道:“刘臣有没有跟你们一起玩?”这时我听清了那鬼叫来自大街上刘臣一家人的呼唤,他们在找刘臣回家:“刘臣,刘臣,回家哎——”
我激灵一下:天哪,刘臣还在东河滩呢!
我妈妈拽着我,领着刘臣一家来到东河滩,经我指点,刘臣爸妈手忙脚乱地从灌柳丛里把刘臣抬出来,他还被“看着瓜”闷在裤裆里,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声息。刘臣爸妈哆哆嗦嗦地解开了系着的裤带,把刘臣的头掏出来,一股臭气窜上来,迅速弥漫,那是他在临死前拉了一裤裆的屎。
他们把手探在他的鼻子底下,早已没气了。
哭声骤然响起。
刘臣妈再也不顾忌自己叛徒老婆的身份嚎啕大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发出这么嘹亮的声音:“我的儿啊——”
刘臣姐姐也失声痛哭。
我妈妈出于被刘臣一家感染,也协助着他们哭。裂心的声音传到了村里,惊动了夜晚的村庄。
我有点六神无主。乱纷纷的声音由远而近,村里人马上就要赶来了。
刘臣爸爸也在哭。但他不是嚎啕,男人一般不会嚎啕,即使他是叛徒。他低泣着,泣出的声音有几分滑稽,就如同我曾经在他家里听到过的他下雨天躺在炕上呻吟时发出的声音。
他双膝跪地,向横躺在地下的刘臣探着身倾着脸,嘴里犹有不甘地轻声呼唤:“刘臣,刘臣……”
忽又更深地伏下去,把脸贴上刘臣的胸口,想听一听刘臣的心脏还有没有跳动的声音。
作家与你牵手阅读:
三十年前,1982年,我十六岁。那时候文学正热,我受大环境感染,也加上自己内心青春期的冲动,初涉文学路,信笔涂鸦。买了两本文学宝典,一本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一本是《文学概论》,已经忘了是在哪一本上写着恩格斯的话:“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记住了这句话,这两本厚厚的书,就让我记住了这一句话。但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一点也没有理解,记住是因为它简单、明确、上口。
我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陆续发表作品。最初的几篇《小百合》、《哦,傻样儿》、《风景》、《有一个女孩叫星竹》、《画眉》等,得到了业界和一些关注我的文学前辈、老师们的好评,也颇受读者青睐。那时候“心灵需求”是我创作的动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创作起步于少年,年龄的关系,心灵中所要表达的自然是少年的情感和心事,写出来就大多是属于儿童文学,同时我的创作又来源于对心灵的表达,所以我又是从一开始就是把儿童文学更多地做为文学来看待。但我其实那时候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完全是凭着自己内心的自然感觉在写,是“懵懂着前行”,只是因为自发的契合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才幸运的没有背离文学的正途。
年岁渐渐的大起来,对生活的体验更丰富了,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思索,近几年我写出了不同于自己以往风格的作品:《朋友》、《我们谁会当叛徒》等。在这些作品中,我力图写出生活深层和人性深处更为“本质的真实”。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好文学源于生活。《我们谁会当叛徒》同样让我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智商有问题,比较傻,当时我们几个男生都欺负他,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段里,我们几乎每天下了课都要有7、8个男孩子来围着打这个傻子,这个傻子其实他当时年龄比我们大3、4岁,他很有力量,但是因为傻,不知道反抗,而且我们人多,几乎每个课间都打他,围着打,这段时间我记忆非常深刻,在那段时间我连上课都很兴奋,不是兴奋地听课,而是兴奋的等着下课以后围打傻子。记忆虽然深刻,但不是每时每刻都想到他,这个傻子念到4年级就辍学了,时间长了我就把他忘了。后来当我成年以后,大概在我3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穿的干干净净到乡下田野里散步,忽然看着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的很破很破,扛着一个鞭子,后面跟着一群很邋遢的羊,傻呵呵的走过来,我一看,就是我那个同学。
当时我想跟他上去打招呼,但是我想他肯定不认识我了,我缺乏勇气面对他,只是注视着他远去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是想起他,每次想起他,我就想起我小时候那一段围打他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都不能平静。后来正是这种内疚、这种回忆,让我写了这篇小说,里面写的就是几个男孩子在一块玩,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不是傻子,但也是一个弱势的孩子,因为他父亲被打成了叛徒。所以他在我们的小伙伴当中是很弱势的。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说谁会当叛徒,谁不会当叛徒,这个弱势的孩子说他也不会当叛徒。就这一点让我们不能同意,因为他父亲是叛徒,因此大家用了很残忍的计谋,用鞭子来抽这个孩子,折磨他,说如果你能经受得起我们的拷打,我们就承认你不是叛徒,后来这个孩子为了不当叛徒宁可接受拷打,结局很悲惨,后来他被我们打死了。情节是虚构的,内心的感觉是真实的,契合“本质真实”。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做为一个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是沉淀在心底的往事,是沉淀在心底的愧疚,是想给读者看生活中一个真实的角落。当然,它来源于生活。
至于说到这篇作品的意义,很明显,是想提起警诫,告诉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做是错的,你们不要这样做。
就像《安妮日记》,这部真实到淋漓的作品,它告诉人类要远离战争。